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枝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译文】
《中庸》为什么而作？是子思担忧道学失传而创作的。大概从上古圣贤之人继承天命、树立至极之理开始，道统的传授就在进行着了。在经书中可以看到“中庸”之道的精义：“允执厥中”是尧传授给舜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舜传授给禹的。尧这句话，已经将“中庸”的意义概括得很精粹、很全面了。而舜又增加三句，是为了阐明尧的那句话，只有这样才能稍稍理解义理的精妙之处。
我曾经对此有过论述：人心是空虚灵动能知能觉的，每个人心自然只有一个那么又有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心生于个体的形和气，或者源于人的性命中的正理，所以形成不同的知觉，从而或者危险又不安全，或者微妙又不可见。然而人都是有形体的，所以即使很聪颖，却不能没有人心，也都是有人性的，所以即使再蠢笨也不能没有道心。人心和道心二者都混在心灵的方寸之间，如果不知道如何修炼它们，那么危险的愈加危险，细微的愈加细微，而属于“公”的天理终将无法战胜个人的私欲。所谓“精”，就是审察人心、道心二者之间的区别，而不相混杂，始终保持本心端正不偏离。长期坚持，没有片刻的间断，必定会使道心长久成为人的主宰，而人心每每听命于此，那么危险将会化为安全，细微将会转为显著，人的一举一动将不会出现“过”与“不及”的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