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七次航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不仅显示了明朝国家的强大，说明我国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充分证明了郑和统率千军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让外国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郑和的船队在绿宝石般翠绿的大海上航行，他们到过马尔代夫的环礁，在亚丁港停留过，顶着狂风沿非洲海岸航行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布拉瓦、肯尼亚的蒙巴萨……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过马达加斯加海域。
郑和的非洲之行是中国人远行海外的巅峰。公元1419年郑和返回时，一批非洲国家的使节也随他来到中国，当然随他回来的还有一只长颈鹿。公元1420年，这些非洲国家的使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宾客应邀参加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郑和下西洋期间，海外国家与明朝的“通贡”由洪武年间的几国增加到了30多国，从东南亚输入中国的货物多达185种。众多的海外货物输入中国，为中国动物植物学、医药学和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外来成分。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贸易途径，郑和成功地构建起一个中国东南亚经济贸易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外交、贸易关系，双方的文化交流历久不衰。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以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不是殖民掠夺为目的，郑和的七次远航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船队“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诸国使者，随和朝见”者无数。作为七次远航结晶的《郑和航海图》与《过洋牵星图》，为“天朝上国”的臣民沿着郑和的航线远到西亚、非洲提供了可能。而郑和助手马欢、费信、巩珍所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详细记载的所到各国的物产、贸易、风俗，则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提供了参考。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刺激了明代的臣民寻求海外的热情，《三宝太监西洋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海外历险的故事成为人所共知的话本。在郑和张开的帆下，一贯“惟此惟大”的“天朝上国”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获得了再度辉煌的契机。
郑和七下西洋，意义非凡。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是最空前的。郑和的远航，大大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关系。他的船队，有效地清除了洪武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海盗之患，完全打通了由中国至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航海活动，使亚非各国领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进步的辉煌成就，对其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现在中国海军里还有一艘叫“郑和号”的舰艇在航行，以郑和名字来命名，是为了纪念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