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他不论说什么事都会带上“我的勋章”这话。他妄自尊大，别人在衣服纽扣孔上挂勋章绶带，不论是谁，也不管是什么勋章，他都容忍不下。一看见外国勋章，他更是怒不可遏，“应该禁止在法国佩带”。他最腻味舍内大夫的也正是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他，偏偏他也佩带一条勋章绶带，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也弄不清是白的，蓝的，绿的或者是黄的。
车到凯旋门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闲谈，一路上一直聊到纳伊，说的都是那些老话。这一天同往常一样，一开始他们议论当地的种种恶习，两人都深感骇怪，可是纳伊的区长却安之若素。接着，同医生闲谈必定会扯到病，卡拉旺扯起疾病的事情，想乘机不花钱讨教一番，甚至让人家看看病，但他谈得很巧妙，不露任何马脚。况且近来他母亲的身体令他放心不下，老人家常常晕厥，过很长时间才能清醒过来，可这90高龄的人就是不肯就医。
母亲年事已高，卡拉旺不免揪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舍内大夫说：“如此长寿的人您能经常见到吗？”他高兴得直搓手，倒不是一心盼着老太太永远活在人世上，而是觉得母亲长寿对他也是个好兆头。
他接着说：“噢!我们家的人都长寿，我也一样，我可以肯定，如无意外，我可以活到很老。”卫生员关切地朝他扫了一眼，瞬间打量起来，只见身旁这位脸色赤红，脖子又肥又粗，胖肚子向下搭拉，两条松弛的胖腿只好岔开，整个人圆成一团，一副老科员浑浑噩噩极易中风的模样。卫生员这才一手把脑袋上盖着的灰不溜秋的巴拿马草帽摘下，干笑一声说：“不见得吧，老兄，令堂老太太清瘦，而您却是个大胖子。”卡拉旺一听心里直发毛，不再说话了。
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人一起下车，舍内先生说他请客到环球咖啡馆喝一杯苦艾酒，咖啡馆就在对面，两人都是那儿的常客。老板同他们很熟，朝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他们赶紧伸手从柜台的酒瓶上握了一下，然后去找3个多米诺牌迷，他们从中午就在那儿了。大家亲切地交谈了几句，“有什么新闻？”这话是非问不可的。接着牌迷继续打他们的牌，后来向他们道了一声晚安，他们两人则握了握手，连头都没有抬，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卡拉旺住库伯瓦圆形广场附近，是一幢3层小楼，底下一楼开了一家理发店。
屋里有两间卧室，有餐厅，有厨房，厨房里摆着几把粘补过的椅子，用的时候再从这间屋到那间屋搬来搬去。卡拉旺太太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打扫这套房子上了，女儿12岁，叫玛丽—路易丝，儿子9岁，叫菲利普—奥古斯特，总在大街的排水沟里同附近的顽童一起追打戏耍。
卡拉旺把母亲安置在上面一层，老太太的小气在附近一带是出了名的，她人干瘪枯瘦，因此有人说上帝把她那精打细算的原则都用到她自己身上了。她性子躁，没有一天不吵架不大发雷霆的。她隔着窗口骂站在自家门口的邻居，骂水果蔬菜贩子，骂扫马路的清洁工，骂那些小男孩。小男孩则会报复，等她从楼里出来的时候，就远远跟在她后面大声嚷嚷：“臭—老—太—婆!”
干杂活的小保姆是诺曼底人，粗心得出奇，在3层同老太太睡一起，生怕有什么三长两短。
卡拉旺进家门的时候，只见空荡荡的几间屋子里椅子东一把西一把，患有洁癖症的妻子正用一块法兰绒擦椅子的桃花心木靠背。妻子总戴着她那副线手套，头上戴一顶软帽，上面五颜六色的缎带时不时地搭拉到一侧耳朵上来。她不是打蜡，就是擦拭，要不就是洗刷，有人来看见她干活，她每次都要说一遍：“我不是有钱人，我家摆设很简单，我的豪华是清洁，这比别的豪华都强。”
她天生讲究实际，而且一把死拿就这么一个心眼，在各个方面丈夫都听她。每天晚上，不论在饭桌上，还是上床以后，夫妻两人为办公室的那些事要谈上很长时间。丈夫比她大20岁，可是有什么事都对她说，而且都是言听计从，好像妻子是听他作忏悔的神甫。
她从来就谈不上有什么姿色，现在则是难看寒碜了，长得又小又瘦。她穿衣服马马虎虎，女性特征在她身上本来就不突出，现在更是荡然无存，其实只要穿着打扮讲究一点，这些特征还一定可以显出来。她身上的裙子好像总是歪向一边，又常常自己搔痒，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当着什么人，这怪癖都快成一种毛病了。她惟一还能想着的打扮，那就是在家也戴那几顶软帽，上面都缠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缎带，她还自以为这些帽子都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