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故作恼怒地训斥道：“这事不能由你。我的话，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就不信，如今的社会，长辈说句话，就不值一个鱼眼小钱啦！我这就去叫他，得罪了你，叫他赔个不是；你不愿意叫他干那差事，就叫他辞了，谁家里没有个锅瓢磕碰的时候么，怎么能这样风风雨雨地闹腾下去！”
送二婶出了大门后，大姐娃急忙回家，给孩子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又在炕头，拿来个小“拨浪鼓”，塞在孩子手里，哄着孩子玩耍。她便抽出身来，汲了一桶水，抱了一堆柴，烧些热水，把锅勺碗筷门箱橱柜齐齐擦洗一遍。这间房子，年前经过大扫除，新糊的窗纸，上半截贴着梅红剪纸的窗花，下半端镶着两块一尺见方的玻璃，炕墙上贴着四幅屏年画，再经她这一收拾，原是阴郁的房子，顿时豁亮暖和起来，像过新年一般。她又拿着笤帚，走到院里，只见满院红日，时光近午，大扫已来不及，便只把大门内外和院心扫开。这一切都是刹那之间做完的，她无论做什么，那细心、敏捷、切当的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做啥饭好呢？”大姐娃踌躇着。“卖豆腐老汉还没走，包饺子吧！大年初一，连顿饺子都没吃成！”她放下笤帚洗了手，从枕头下拿出些零钱，又从案边拿起一个大碗，一转身就出了大门。
大姐娃心灵手巧，向为南赵村人赏识，而她的生活遭遇也常引人叹息。她十七岁上，被一乘花轿抬到南赵村来。隔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又一年，丈夫因逃避国民党抓丁，用斧头断手指，不幸染了破伤风死去。大姐娃哭得死去活来；更不幸，眼泪还没擦干，就在同年冬天，急性肺炎又夺去了她儿子的小小的生命。生活对大姐娃是多么的不公平！接二连三的突如其来的悲惨事故，通统压在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毫无生活阅历、更无半点承受苦难准备的、幼弱的女子身上，她能承受得起吗？她怎么活下去？这不是逼着人发疯吗？邻居们都为她担忧，为她落泪；然而，她没有疯，她不能疯，因为，还有一个人和她一样痛苦，也许比她的痛苦更深沉吧，使她从悲苦和同情中找到活下去的力量。那个人，就是她的婆婆，六十多岁，失去独子独孙，无依无靠的孤单单的婆婆。大姐娃还有娘家爹妈，有自己的青春可以依靠，而那个受了地主官府一辈子压迫的世界上最孤独的老人，又有谁来安慰，有谁可依靠呢？于是，她藏起哭泣，安慰着婆婆，担起生活的担子，应付饥荒和债务。她学会了种田，学会了赶集上会，也学会了应付债主衙役。她为欠粮上过联保的公堂，也被逼着去渭河边服劳役挖过战壕。这期间，在她这个小寡妇的门前，有同情和赞扬，也有不三不四的人和不三不四的话。
她忍耐、还击，由怯弱而变得泼悍。婆婆见她年纪太轻，又无儿女可守，便噙着眼泪劝她改嫁，她不听从。一个黄昏，她从田间回来，看见饭已做熟，只是不见婆婆，叫了几声，无人答应。她正十分疑惑，忽然看到婆婆的房门关着，房内有响动。她从窗缝向里张望，立刻恐怖地呼叫着，不顾一切，用身体撞开房门，一把抱住婆婆。她知道婆婆是为了她的前途，想断绝她苦守的意念，才打算拴绳上吊。她们婆媳二人，泪眼相对，痛哭一场，却仍想不出好主意。正在这时，在她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改变了她们的境况。
这个人就是赵承绪，她现在的丈夫。他当时的名字叫做赵官道，是个毫无根底的人，所谓无根底，是说他连自己家在何处，姓甚名谁，全不知道。因为赵官道三字是十五年前南赵村人给他起的名字，年岁大些的人都说，他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十五年前，他讨着饭，从远方流落到这里。先是给财主家当锅头娃，侍候人，后来跟一个姓张的老槽头给人拉长工。
大姐娃遭事的那年腊月，渭北炮火连天，地方上风声很紧，有钱人都不敢雇工。赵官道被狡猾的地主辞退了，无处可去，又回到南赵村来闲混生活。有人居中说合，劝大姐娃招赘。大姐娃早就熟识这个出名的小长工，平日对他印象也好，对别人的说合，倒不坚决反对；只是觉得丈夫三服未满，怕人背后闲话，因而犹豫不决。偏偏的，本家中有一户富农出面干涉，不许大姐娃招赘这外乡人。大姐娃心里非常气恼，她想：“我遭横祸，你们谁也不管，我婆媳无衣无食，你们谁也不砑茫比过路人还来得生分，如今倒成了本家！看来你们是想等我婆婆一死，把我卖掉，再瓜分我这几亩田的产业。”于是她反而把心一横，得到婆婆同意，不顾一切阻挠，把赵官道招进来。赵官道从此改名赵承绪，取承绪赵家烟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