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汶石
春节刚过，新年的气氛还笼罩着乡村，农民们就上地干活了。吃过早饭，日红天暖，男人们到社里去领活，送粪载土；女人们要预备全家人的夏衣，留在家里织布纺纱。大车辚辚，纺车嗡嗡，满村满巷，一片欢乐勤奋景象。
只有南赵家的大姐娃与众人不同。说来人都不信，大姐娃今天竟无半点干活心肠，倒有满肚子的怒气。日头已下窗台，她还没做早饭。炕不叠，地不扫，恶声恶气地站在院中，嚷鸡骂狗，忽又捞起根棍子，赶得脱圈的猪娃满院跑，直到鸡狗猪们被她制服，她才闲站下来；却又觉得闲着不做事，反而格外空虚寂寞。
她漠然地望望大门，大门静静地合着，插着木闩，扣着铁环。那木闩铁环，默默地忠于它们的职务，守住大门，连美丽的春天也不放进来。那被关在门外的春天，只能徘徊墙外，或悄然爬上白杨，向院内窥望。院内，杂乱而邋遢，一堆堆柴，一堆堆草，被鸡刨猪拱，撒布遍地；一摊摊猪粪鸡屎，斑斑点点，点缀其间，呈现着荒凉的景色，就连铺在其上的阳光，也像冰霜一般暗淡，苍白，清冷。
大姐娃低着头，偶然发现手中正拿的是那根给牛拌草的搅料棍。那仿佛是什么不祥之物，又仿佛烫着了她的手，使她立刻眉头紧皱，望着北边的院墙，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贼”字。同时，使出全力，扬起胳膊，那根棍子便在空中旋转着，越过墙头，落在墙外。
屋内，小孩子哭叫着。她一边向屋里去，一边没好气地骂道：“哭，哭，哭死，少累赘！你们全都死去，我也图个自在！”发泄了一通牢骚之后，她无精打采地坐在炕边。孩子停了嚎叫，继续哽咽，爬到她的身上，呼着：“妈妈，妈妈！”叫得她鼻酸心软，伸过手去，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村巷里，沸腾的生活，欢闹的声音，不时越墙飞来。人声、鞭声、车轮声、夹杂着货郎的叮咚手鼓，和卖豆腐老汉的悠扬歌调，间或又响起基层供销社流动售货员动人的插话筒：“老乡们……冰糖，洋糖，红白糖……洋火，煤油，老叶子茶……”跟在这种种声音之后，是成群结伙，跑来奔去的孩子们的欢乐呼啸。这一切，多么诱人！大姐娃望望灯台，暗暗想道：“该灌油了。红糖也不多了。”她顺手揭开炕席的一角，拿出一叠崭新的钞票，看看，忽而又叹了一口气，恨恨地把钱塞在枕头下。搂着孩子呆坐着，像一座毫无感觉的塑像。
可是，一个厚重的男人的声音，搅乱了她的沉静，她不自主地抬起头来细听。那声音说：“把鞭子给我！……”“吁，吁，吁！”这是让牲口喘息的口令，接着，是清亮的鞭声和那人的吼声：“打，打，嚯……嚯……打，打，嚯……嚯……嚯……吁！……”“明白没有？上坡就要这样吆法，像你那种霸王硬上弓的吆法，牲口累死，也曳不上去，老弟！要把牲口当事点，坏一头牲口，怎么了啊？赔吗？啊，哈哈……”
大姐娃一直想从那人的声音中，找出一点孤独和悲伤来安慰自己，结果大失所望。她懊恼地对不懂话的孩子诉说道：“小狗狗呀，那没良心的贼，把咱娘儿俩撇了！撇到城壕里啦！”她下决心不再留心外面的动静，可是那个又苦又甜、无法抗拒的男人的声音，却连连地叩击她的耳鼓，撩拨她的心弦，而且越来越近，似乎停留在她的门首。
“他要回来了！”大姐娃突然想道。呆了一阵，她便急忙放下孩子，抹锅台，揩桌子，拢头发，照镜子。手忙脚乱，不知该做哪一桩才好。
“卜，卜，卜，……”有人敲门。
“真不该把门关着，怎样去开门呢？”她十分后悔地想。“这倒好！不让他轻轻易易回来，太便宜他了。”
“卜，卜，卜，……”
大姐娃不答不应，只顾收拾着屋子。
“卜，卜，卜，……”
大姐娃捧着镜子，抿着嘴，得意地笑着，自言自语地说：“敲吧，敲吧，你得好好给我敲一阵儿，敲得四邻全听见，才行哪！”
“卜，卜，卜……”
“大姐娃哟，开门来！”是一个老妇人的拖长的声音。
“谁？”大姐娃呆住了，全身又失去力量，手中的镜子，轻轻落到炕席上。好一会儿，她才有气无力地应道：“来了！”
敲门的是赵二婶。她是南赵村顶有福气的人。家中儿孙几人，个个都很勤劳。二婶对待他们，严谨而又开明，早十年就把家务交大媳妇管，只在儿媳之间发生冲突时，她才居中裁决，因此，几个儿媳，对她都很尊敬，因此，在家事上，她倒落得个清闲自在，省下精神来，参加社里一些公共活动。她平时待人，热情谦和，更兼她是长辈，很得一般村人尊重：她就倚老卖老，把年轻一代全看作自己儿孙，无论教训夸奖，向不吝惜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