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当他们忿忿地痛骂我以前，他们对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文艺已经抱着一种极不应该有的成见。他们对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往往不问内容很武断地斥为“落伍”。自然，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中间一定很有些“落伍”的人物，但这是书中人物的“落伍”，而不是该著作的“落伍”。如果把书中人物的“落伍”就认作是著作的“落伍”，或竟是作者的”落伍”，那么，描写强盗的小说作家就是强盗了么？然而不幸这样地幼稚不通的批评居然会见世面！像这样的武断不通的“批评”会引幼稚的中国文坛到一条什么四不像的路，我们很可以拿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所谓“革命文学”作品来借镜。
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来考量，我们便会承认，即使是无例外地只描写了些“落伍”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也有它反面的积极性。这一类的黑暗描写，在感人——或是指导，这一点上，恐怕要比那些超过真实的空想的乐观描写，要深刻得多罢！在读者的判断力还是普遍地很薄弱的现代中国，反讽的作品常常要被误解，所以黑暗的描写或者也有流弊，但是批评家的任务却就在指出那些黑暗描写的潜伏的意义，而不是成见很深地斥为“落伍”，更无论连原作还看不清楚就大肆谩骂那样的狂妄举动了。譬如克兴君说：“至于《追求》呢，更无容讲是暴露他自己的缠绵幽怨激昂奋发的狂乱的混合物，其余更谈不上”；那便是克兴君连原作还没看清楚就谩骂的狂妄的举动！《追求》所表现的是什么，仔细地看过这部小说的人们当会有一个判断；钱杏村有过一段批评的话：“书中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个憧憬‘一个追逐一个的在淡黄油漆的四壁内磕撞’，但是，在结果，‘就是到得了手的，却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全部的陷于失望了。”钱杏村是主张“力的文学”，主张文学须有创造生活的意义的，所以他不满意于《追求》之每个人物都陷于失望，他说：“在全书里是到处表现了病态，病态的人物，病态的思想，病态的行动，一切都是病态，一切都是不健全。作者在客观方面所表现的思想，也仍旧的不外乎悲哀与动摇。所以，这部小说的立场是错误的。”我应该承认钱杏村的观察是不错的；《追求》是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但是钱杏村说“这部小说的立场是错误的”这个结论，我却不能赞成。我觉得应该在此地有个小小的说明。《追求》下笔以前，是很费了些工夫来考虑的，最后的决定是差不多这样：我要描写在幻灭动摇以后的一般知识分子是怎样还想追求，然而因为他们的阶级的背景，他们都不曾在正当的道路上追求，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全部失望。根据了这样的决定，我把书中人物全数支配为徒有情热而不很明了革命意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们所追求者，都是歧途。像这样的人物不该给他们一个全部失望么？如果在他们中间插进一位认识正路的人，在病态中泄露一线生机，那或者钱杏村要满意些罢。我应该尚能见到这一点，可是我并不做；因为我相信《追求》中人物如果是真正的革命者，不会在一九二八年春初还要追求什么，他们该是早已决定了道路了。这就说明了《追求》何以全是黑暗的理由。
九
话再回到《倪焕之》罢。
因为也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以我觉得《倪焕之》中间没有一个叫人鼓舞的革命者，是不足病的。再显明地说，主人公的倪焕之虽然“不中用”，然而正可以表示转换期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样有目的，有计划的小说在现今这混沌的文坛上出现，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事。这样“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识地继续做下去，将来我们大概可以说一声：“五卅”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像“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当代的批评多半是盲目的，作家要有自信的精神，要毫不摇惑地冷静地埋着头干!
十
正和先前那篇《从牯岭到东京》一样，这篇随笔也是随便地谈谈，也是有了不少的半句话，可以给人曲解，给人攻击的。受攻击，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过总希望攻击者先看清了文章再下笔，免得我无从作答。我是素来不护短，也是素来不轻易改变主张的。
又或者这篇随笔里也“提出了许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罢，那么，我更希望“革命的批评家”们不要尽管翻弄卖膏药式的江湖口诀，却来把这些具体问题“从各方面去批评分析”。
直到现在，我还是等待着《从牯岭到东京》中间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有什么革命的批评家稍稍按捺下骂人的情热而给与一些从各方面的批评和分析!
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
(原载《文学周报》第八卷第二十期，一哦九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