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的新使命
文学是人生的真实的反映。这句话是无可非议的。姑不论曾有许多文学家坚决如此主张,即就世界古今的作品来作一个统计,也足够证明最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确是如实地表现人生的。
但是有人提出抗议了。以为仅仅如实地表现人生便是贬低了文学的声价;以为文学是积极性的,其效能在指导人生向更光明更美丽更和谐的前途,而非仅为现实人生的反映。如果文学的职务只在反映出现实人生来,则岂非等于一面镜子?文学决不可仅仅是一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指南针。
这个抗议自有其立脚点,我们是相信的。并且我们还可以断言,文学于真实地表现人生而外,又附带一个指示人生到未来的光明大路的职务,原非不可能;或者换过来说,文学的职务乃在以指示人生向更美善的将来这个目的寓于现实人生的如实地表现中,亦无不可。
不过问题却在这里发生了。所谓更美善的将来究竟是一个何等的世界?是不是中国文人所想慕的“羲皇之世”?是不是柏拉图的阶级森严的“理想国”?是不是摩耳所憧憬的“互助社会”?是不是陶渊明所设想的“世外桃源”?是不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描写的“世界大同”?抑或卑之无甚高论如威尔逊所宣传的“国际联盟”?
这个答案是极难定的;并且彻底说来,这答案是不能定的,因为人人自有他自己合意的理想世界,难得二人相同。
任凭各人宣传赞扬他自己合意的理想世界罢。这原是最公平并且最合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的办法。然而如此则那理想世界便只好讴歌在口头,建设在纸上,决不能涌现于地上了;因为旧世界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推翻,而理想世界更非一人之力所能建设。既然须得合大多数人的力量来建设理想世界,那就不能不使大多数人都奉一个理想,所谓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
在这一点上,我们承认文学是负荷了指示人生向更美善的将来,并且愿意信奉力行此主张的,便亦不妨起而要求文学者行动的一致了。虽然这件事极难办到,或许竟是一个梦想,然而这个要求未始无理,我却是确信着。
但是文学者决不能离开了现实的人生,专去讴歌去描写将来的理想世界。我们心中不可不有一个将来社会的理想,而我们的题材却离不了现实人生。我们不能抛开现代人的痛苦与需要,不为呼号,而只夸缥缈的空中楼阁,成了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并且如果我们不能明了现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是什么,则必不能指示人生到正确的将来的路径,而心中所怀的将来社会的理想亦只是一帖不对症的药罢了。
那么现代人类的痛苦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世界上有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陷于悲惨的境地并且一天一天的往下沉溺。这个事实,一方使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不能发挥他们伟大的创造力以补救现代文明的缺陷,别方面便造成了世界的永久扰乱。所以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现代人类的需要。
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
不但如此而已,文学者更须认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怎样不同的思想方式、怎样伟大的创造力和组织力,而后确切著名地表现出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尽宣扬之力。
这样的文学,方足称为能于如实地表现现实人生而外,更指示人生向美善的将来;这便是文学者的新使命。
人类社会是进化不息的,在昔骑士制度崩坏的时代,封建社会颠覆的时代,都曾有伟大的文学者尽了他们应时的使命;在我们这时代,中产阶级快要走完了他的历史的路程,新鲜的无产阶级精神将开辟一新时代,我们的文学者也应该认明了他们的新使命,好好的负荷起来。
(原载《文学周报》第190期,1925年9月13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