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张资平，许钦文，周全平的描写恋爱心理的作品，都不能很有力地表现出这是“五四”时代的彷徨苦闷青年的恋爱心理！在这点上，《赵先生的烦恼》和《苔莉》两者纵使写得好，却可惜的是并没带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分析赵先生的恋爱的烦恼，便觉得赵先生的精神世界里只有恋爱以及由恋爱而来的疑和妒。苔莉也是相同的一个女子。纯从恋爱描写这一点而言，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不是成功，然而在寻求代表“五四”的时代性的条件下，便不能认为满意。
《春雨之夜》的内容，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但总的印象是并没感到透彻的时代性。王统照比较的是有意识地想描写“五四”对于青年思想的影响，可是他并没抓到了“五四”的基调来描写，也是不必讳言的。
自然不是说上列的几位作家就可以代表“五四”时代的全般文艺；客中没有带书，仅凭记忆所及，聊作如是云，但敢信大体，适如鄙论。
四
为什么伟大的“五四”不能产生表现时代的文学作品呢?如果以为这是因为“新文学”的初期尚未宜于产生成熟的作品，那就不是确论。单就作品之成熟与否而言，则上述诸作家何尝没有成熟的作品!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当时的文坛议论庞杂，散乱了作家的注意。更切实地说，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文坛上发生了一派忽视文艺的时代性，反对文艺的社会化，而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样的入了歧途!
在这里，应该略略提起当时的一番事情。
现在讲到文艺的时代性，社会化，等等话头，所谓革命的文学批评家便要作色而起，大呼是“太旧，太灰色”了；但想来大家也不曾忘记今日之革命的文学批评家在五六年前却就是出死力反对过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化的“要人”。这就是当时的创造社诸君。即使人们善忘，总还记得当时创造社诸君的中坚郭沫若和成仿吾曾经力诋和他们反对的被第三者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的文学须有时代性和社会化的主张，为功利主义。在当时，创造社的主张是“为艺术的艺术”；说过“毒蕈虽有毒而美，诗人只赏鉴其美，俗人才记得有毒”这一类的话。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子，充满在他们那时候的作品。去年成仿吾所痛骂的一切，差不多全是当初他自己的过犯，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新式的忏悔。当时创造社的主张颇有些从者。何以故?因为那时期正是“彷徨苦闷”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五卅”的时代尚未到临，因为那时期创造社诸君是住在象牙塔里!因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变态心理是需要一些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权当一醉。“五卅”时代的尚未到临，创造社诸君之尚住在象牙塔里，也说明了当时宣传着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的创造社诸君实在也是分有了当时的普遍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而当时他们的遁路却是拾起了他们今日所自咒诅的资产阶级文学的玩意儿以自娱，不但自娱，且企图在人海中拱出一个角儿。可是就在那时候，近在中国，则“五卅”的时代已在酝酿，远在西欧，则新兴的无产文艺已经成为国际文坛注目的焦点。（不过日本的无产文艺运动还是寂然）假使当时成郭诸君跑出他们的霞飞路的“蜗居”，试参加那时的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那么，他们或者不至于还拾起“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来自娱罢。再说得显明些，并且借用去年成仿吾的话语，如果那时候他们不要那么“不革命”，不要那么“小资产阶级性”，那或者成仿吾去年的雄赳赳的论调会早产生了几年罢。谁知道此中的机缘呢？怕只有“时代先生”罢哩！
我这一番话，并非是翻旧账簿，不过借此说明了时代对于人心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从而也指出了何以六年前板着面孔把守了“艺术的艺术之宫”的成仿吾会在六年后同样地板起了面孔来把守“革命的艺术之宫”，正自有其必然律，未必像有些人的不客气的猜度所说的竟是投机，是出风头。并且借此也说明了当时他们因为不曾参加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而错误地拾起了“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以自娱的影响，竟造成了“引人到迷途”，像他们今日所切齿诅咒别人的。所以“五四”期的没有反映时代——自然更说不到指导时代——的文学作品，决不是偶然的事。
试看当时“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把文坛推进了一个怎样的局面。想来大家还记得，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的“即兴小说”，充满了出版界；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只是个人的极狭小的环境，官能的刺戟，浮动的感情。而“非集团主义”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成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玩意儿，麻醉剂。在这灰色的迷雾中，文艺没有时代性，更谈不到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