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儿子！什么都不要说了，回到我的怀抱里吧，我不会再对你严厉苛责了……我会像以前一样爱你。对于你的前程，我们可以好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有责备的言辞！因为那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我能给你的就是最深切的关怀和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温暖的怀抱里面。来吧，看到这封信就赶紧回家吧。”（他在信封的旁边又用法文写道：“如果你不回来，我就不能活了（见《贝多芬书信集》第370页。）。”）
“别对我撒谎，不要欺骗我，”他哀求道，“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你如果用虚伪来报答我，如同他人一样，那你就太过分了！……别了，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是我将你抚养成人，并在心灵上培育你，我对你的爱超过了父爱，我真心希望你能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宽阔大路。你忠诚的父亲（见《贝多芬书信集》第362—367页。另一封信是1819年2月1日的，从信中可以看到贝多芬热烈希望侄子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益的公民”。）。”
对于这个不乏聪明的侄儿，贝多芬对他的前途有很多的考
虑，本意是让他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经历了诸多的筹划之后，最后只能答应让他经商。然而卡尔经常出入赌场，欠下不少债务。
这些现象很奇怪，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伯父伟大的情操不但没有对侄儿形成有效的帮助，反而对他有害，促使他因恼羞成怒而产生抗拒心。正如他自己所言：“伯父越让我上进，我就越是要变的更坏。”这种忤逆的话，可见出他浪子般的丧尽天良。一八二六年，他在自己头上开了一枪。他没有死，但这件事情几乎让贝多芬送命：此事给他带来的难堪使他从此萎靡不振了（辛德勒当时看到他，说他一下变成了七十岁的老人，精神恍惚，意志消沉。如果卡尔死了，他也必死无疑。——几个月之后，他果然病倒了。）。
卡尔伤好了，继续活着让伯父受苦。伯父的死，也未必与他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居然不在身边。贝多芬在去世前几年，曾在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始终没有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替我合上双眼。”但是那个替他合上双眼的，竟然不是被他称为“我儿”的那个人。
他沉沦于悲苦的深渊中，但仍然歌唱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据1793年1月费舍尼西致夏洛特·席勒的信件。席勒于1785年写成《欢乐颂》。贝多芬所用的音乐主题，先后见于1808年的第80号作品——《钢琴之迷恋、乐队、合唱幻想曲》和1810年根据歌德的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而根据1812年艾瑞克·波瑞格的笔记，在《第七交响曲》的拟稿和《麦克佩斯前奏曲》的计划之间，有一段乐稿是采用席勒原词的，其音乐主题被用于后来的第115号作品《纳门斯弗尔前奏曲》。《第九交响曲》内的一些音乐主旨在1815年以前已经出现。而定稿中欢乐颂歌的主题和其他部分的曲调，都是1822年写下的，其后才写的中段，再后来写的行板、中板部分，直到最后才写成慢板。对于斯格尔勒诗歌用“自由”代替“欢乐”，参看查尔斯·安德尔在《自由谈》1905年7月8日的文章。）。他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创作《欢乐颂》，并要把这作为他某部大作的结局。关于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等等问题，他都犹豫踌躇、摇摆不定。即使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期间，他也不曾坚定过。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曲中去。值得一提的是，《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非现在所称的《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曲》。因此，《第九交响曲》本来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局。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考虑过给它一段器乐曲的结束曲，这一段结束曲，后来被他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确言，即使在一八二四年五月演奏过后，贝多芬还没有放弃这种想法。
想要在交响曲中引进合唱，这在技术上是有着极大的困难的，此状况从贝多芬的草稿就可以看出，他做过无数的实验，也考虑过别的方法，并试图在这件作品别的段落引入。在慢板的第二主题的草稿上，他写道：“也许在这里引入合唱比较合适。”但他不能坚决地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迸发出灵感时，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却从未领略到歌声。”所以他尽可能地推后延迟歌唱的时间，不仅开篇运用器乐曲，终曲的吟诵曲亦是如此，他将欢乐的主题全部交给了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