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到圣路易去了一趟，西去途中，我刚在印第安那州的特尔豪特转了班车，就有一个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看起来和蔼可亲的绅士从途中的小站上车，并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来。我们在一起心情愉快、海阔天空地闲聊了近一小时，我便发现他见多识广，很讨人喜欢。当他获知我是从华盛顿来的，他立即开始询问起形形色色的政府要员和国会事务来；不久我就明白了，与我交谈的人是一个对首都政坛里里外外都了如指掌的人。他甚至对整个国家立法机关里议员们的处事风度和内阁成员的例行程式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过了一小会儿，有两个男子在我们附近逗留了片刻，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哈里斯，如果你能帮我做这件事，我将没齿难忘，我的伙计。”
我的新旅伴的眼睛突然闪现出欣喜的亮光。我想是他们的话勾起了他一段美好的往事。然后他露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简直是郁郁寡欢。他转过头来向我说道：“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让我把自己生活中的一段秘密往事说给你听——这段往事尘封已久，自发生后我从未曾提及它。请耐心听着并答应我不要打断我的话。”
我说我绝不去打断他的话，然后他就向我讲述了如下的一段奇遇。在讲述的过程中，他时而情绪激昂，时而忧虑沉郁。但总的来说他的语调充满感情，极其诚恳。
那是1853年12月19日，我乘夜班火车从圣路易出发到芝加哥去。车上总共只有二十四个乘客。里面没有妇女和小孩。我们的兴致很高，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看来，接下来的旅程应当是顺利愉快的了；我想我们当中绝没有一个人会预感到接着发生的那桩恐怖事件的。
当晚十一点左右，天就下起了大雪。火车刚一离开那个叫卫尔敦的小村子，就进入空旷寂寥的大草原。千里荒原，渺无人烟，一直延伸到朱比利定居点。没有树和山丘甚至没有杂乱的石堆阻挡的狂风声势威猛，横扫平原。随风飞舞的雪花，就像暴风雨在海浪尖上激起的千尺浪花。雪越积越深；我们知道，火车正在渐渐减速，因为火车头在积雪中开道越来越费劲了。事实上，有时它差不多就要停滞不前了，大风在转道上堆起一个个大雪丘，活像无数的大坟墓。大伙的谈兴也渐渐冷却下来。开始的兴致都让位给了重重的隐忧。陷入暴风雪中及荒芜的大草原——这儿离最近的房屋至少有五十英里的路途——的可能性不时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阴郁的情绪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不断蔓延开来。
凌晨两点，周围的一切活动都归于沉寂，我从不安宁的睡梦中醒来。可怕的现实场景立即呈现在我眼前——我们被困在雪堆里了！“全部起来动手自救！”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动起手来。夜色茫茫，漆黑一片，大雪纷飞，暴风凛冽，当大家从车厢中跳出来进入这样一个世界时心中都清楚，现在必须争分夺秒，否则就会遭遇灭顶之灾。铲子，手，木板——任何物件，凡是能够用于清除积雪的东西立即都被用上了。那真是一幅怪异的景象：一小撮发狂似的人与越堆越高的积雪拼命。雪堆下半部分隐没在黑黢黢的暗影之中，上半部分则暴露在火车头反光灯强烈的光照之中。
短短一小时足以证明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当我们刚从转道旁挖走一小堆雪，狂怒的暴风又在附近堆起几十个雪堆，把道路阻塞了。更糟的是，人们这才发现，刚才火车在与暴风雪作战时已经把主动轮的纵向轴弄断了！即使前面的道路畅通无阻，我们也束手无策了。我们干得筋疲力尽，心里也很不畅快，所以又进到车厢里去了。我们围着炉子凝重地探讨如何应付眼下的困境。我们没有后备食物，无论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是我们最感棘手的一点。我们不会被冻死，因为在煤水车里有的是木头，这是我们惟一的慰藉。大家讨论到最后，都认为列车员颇令人丧气的结论非常在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妄图徒步穿越五十英里像这样暴风雪肆虐的荒野的人都会死于非命。我们也无法去搬救兵，即使我们有办法发出求救信号，也没有人肯来援助。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要么有人来救我们，要么就被饿死！我想即便是最刚强的人听了这一席话，内心也一定会泛起阵阵寒意。
一小时的工夫，人们的交谈就变成了窃窃私语，话题仍不离火车，这种低声细语随着阵阵狂风的起落而忽高忽低；灯光渐渐昏暗；大多数的遭难者在忽明忽暗的阴影中尽量安下心来想——忘记眼前，如果可能的话——睡一觉，如果能办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