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诸位夫人的面说了那么长时间的拉丁文，真是不好意思，”他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税务官夫人，“如果吕比尼奥先生(就是那位两院院士)愿意随意念一句拉丁文，我就不再接着用拉丁文往下背，而是当场将下面的内容译成法文。”
这次测验使于连出尽了风头。
席间有好几位富有的自由党人，他们正好是几个有望获得奖学金的孩子的幸运的父亲。因此，在上次布道之后突然改变了信仰。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这般精明，德·瑞那先生却从不愿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可敬的先生只是耳闻于连的大名，在国王驾临本城那天看见他骑在马上的风采后，便成了他最热烈的崇拜者。“这些傻瓜听到什么时候才会厌烦这种他们一窍不通的圣经文体呢？”他想。然而，由于这种文体新颖奇特，让他们听得非常开心，还不时地哈哈大笑。倒是于连自己已有点烦了。
六点的钟声敲响时，他严肃地站了起来，谈起利戈里奥的新神学。这一章他得记熟，以便第二天背给谢朗神父听。“因为我的职业，”他兴致勃勃地补充道，“就是让人背书给我听，同时我也背书给别人听。”
众人哄然大笑，赞不绝口，觉得这就是维利埃尔人所说的幽默。由于于连已经站着，其余的人也纷纷站了起来，顾不得是否得体了。这就是天才的效应。瓦尔诺夫人又把他多留了一刻钟，请他务必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这些错误只有他一个人听得出来。但他并不予以纠正。“对宗教的基本原理一无所知！”他想。最后，他鞠了一躬，满以为可以脱身了。没想到，他还得耐着性子听一篇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的寓言。
“这位作家极不道德，”于连对瓦尔诺夫人说，“有一篇关于让·舒阿尔老爷的寓言，竟敢对最可敬的事物大肆嘲笑。因此受到最优秀的评论家的严厉批评。”
于连在离去之前收到四五份恭请赴宴的请柬。“这位年轻人是本省的荣耀。”兴致高昂的宾客齐声说道。他们甚至提议从市政基金中拨款，供他去巴黎深造。
在这个轻率的提议在餐厅里得到呼应时，于连已步履轻快地走出了大门。“真是俗不可耐！真是俗不可耐！”他一连低声喊了三四次。同时，尽情地享受着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快乐。
此时此刻，他俨然感到自己已完全是个贵族了。长久以来，他一直觉得在德·瑞那先生的家人对他彬彬有礼的态度后面有一种轻蔑的讥笑和高傲的优越感，这使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他不能不感到他们之间的一种巨大的差异。“即使忘掉，”他边走边自语道，“从收容者身上搜刮钱财，忘掉禁止他们歌唱！德·瑞那先生何曾想到过要对他的宾客报出他款待诸位的每瓶酒的价格？可是这位瓦尔诺先生呢，老是爱列举自己的财产。但只要他夫人在场，他就只能说‘你的宅第’、‘你的产业’，而不敢擅言‘自己’了。”
这位太太显然非常在意拥有财产的快乐。午餐时，她还跟仆人大发雷霆。因为他打碎了一只高脚杯，从而使她十二个成套的杯子少了一只。而那位仆人也反唇相讥，毫不示弱。“这是怎样的一家子人噢！”于连想，“即使他们把侵吞来的钱财分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有朝一日，我会展露真情的，我不能永远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和鄙视。”
但是，依照德·瑞那夫人的吩咐，此类午宴还必须参加多次。于连成了风云人物，人们原谅了他身穿仪仗队制服的事件，或者不如说，那次轻率的行为倒成了他获取成功的真正原因。于连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维利埃尔，人们的惟一的话题就是谁能在这场争夺学识渊博的年轻人的斗争中获胜。是德·瑞那先生呢，还是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和马斯隆神父一起形成三头政治，多年来在这座城里横行霸道。人们都嫉妒市长，自由党人更是愤愤不平。但他毕竟是个贵族，生来就高人一等。而瓦尔诺先生的父亲甚至连六百法郎的年金也没有留给他。对于他，人们起先是怜悯，后来又羡慕。怜悯他是因为他年轻时终年穿着一套苹果绿的破衣服；羡慕他则是由于他现在拥有的诺曼底骏马、又粗又大的金链、从巴黎买来的衣服和眼下的飞黄腾达。
在这个新环境的芸芸众生中，于连觉得他发现了一个高尚的人。他是一位几何学家，名叫格罗，由于是一个雅各宾党人而远近闻名。于连曾起誓，对人只说假话。然而面对格罗先生，他不能不对自己的誓言产生了怀疑。他收到从维尔吉寄来的大包大包的拉丁文翻译练习，附信中还劝他常去看望父亲。无奈之下，他只得履行了这一倒霉的义务。总之，他成功地挽回了他的声誉。一天早上，他从睡梦中惊醒，觉得有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