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童年生活最好地展示了童年劳动对一个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尽管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比较枯燥无趣的，但他还是劲头十足地用锯子、锤子和斧头“在他的卧室里敲敲打打”，做出各种各样的风车、马车和机器模型。长大成人后，他仍然为朋友们造了很多小桌小柜。斯密顿·瓦特和斯蒂芬森少年时也是工具伴随左右。但是如果童年时没有这种自我锻炼，长大成人后的他们能否取得巨大成就也就难说了。我们在前面章节描述的大发明家和机械师的早期能力就是在不断地使用双手从事劳动中培养出来的。通过训练，即使是手工劳动者也能够自我提升为脑力劳动者，并且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们也会时常发现早年劳动的益处。艾利乌·勃利特说他觉得体力劳动能使自己的学习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还可以带来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于是他经常放下手中教书和学习的机会，重新系上皮围裙，回到铁匠的铸炉和铁砧边上。
对年轻人来说，练习使用工具，一方面可以培养他们学会一般的生活常识，同时还可以使他们的双手和胳臂得到锻炼，适应有益健康的工作，并逐渐提高才能；另一方面可以给他们灌输实干的精神，让坚韧不拔的毅力慢慢在他们心中滋生。严格地说来，与有闲阶级相比，所谓的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早年就不得不在机器生产或其他工作中辛劳地工作，从而渐渐变得心灵手巧。所谓体力劳动阶级最主要的缺陷并不是在于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而在于他们专门从事于体力劳动，忽略了道德和智力的培养。有闲阶层从小就教育孩子：劳动是卑贱的，并且常常避而远之，长大后更是瞧不起劳动。而因生长环境决定，贫苦阶层的人长大后大都目不识丁。不过，把体力锻炼、劳动和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上述两种极端现象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外的种种迹象表明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更健康的教育体制。
甚至专业人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一位作家曾说：“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身体健康和智力不凡。”对一个成功的律师或政治家而言，拥有健康的呼吸系统和接受良好教育是同等重要的。在具有呼吸功能的肺部表面，血液与氧气相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保持思维活跃这一至关重要的能力是必需的。律师必须与强劲的对手进行激烈的法庭辩论并且只有经过这种磨炼才能登上事业的巅峰。政治家呢，只有在拥挤的议院里发表激昂冗长而煽动人心的演讲之后方能飞黄腾达。因此律师和国会领袖在工作中显然更为需要的是身体的耐力和活力，而不是才能。在布勒汉姆、林德赫斯特、坎贝尔、皮尔、格洛汉姆、帕尔罗斯顿这些大人物身上，这种能力体现得尤为显著。
瓦尔特·斯科特爵士由于残疾在爱丁堡大学被人赐以一个“希腊大笨蛋”的外号，而实际上他的身体非常强壮。他能在特威德河与最好的渔夫一起叉鲑鱼，在耶洛与骑术高超的猎人一起骑烈马。在他后半生从事文学研究时，对户外活动的兴趣也从未减退。他早上写写《维拉利》，下午就会去猎野兔。威尔逊教授不但巧言善辩、喜好写作，而且还是个优秀的棒球运动员。彭斯年轻时，在跳远、投掷和摔跤方面都非常优秀。许多神学家在年轻时，体育方面也很突出，艾萨克·巴罗在卡尔特修道学校时就因长于拳击而出名，他很多时候被弄得鼻青脸肿。安德鲁·福勒是索汉姆一个农夫的儿子，也因拳击而闻名。而亚当·克拉克孩提时仅仅因为力气大能“随意滚动大石块”而出名，这也许就是他日后“思维活跃”的关键所在。
因而，拥有健康的体魄是必要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培养思维的习惯同样至关重要。“劳动万能”这句名言只有在掌握知识的条件下才可以称为真理。所有能把劳动和学习有机结合的人才能走向成功。世界上百折不挠者可以跨越一切的困难。查特顿有一句经典话语：“万能的上帝在世界上创造了人，如果人们愿意，他的手可以在困难中够到任何东西。”学习与经商一样，能力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不仅要趁热打铁，而且在此之前也要不停敲打，直到使它变热为止。精力充沛和坚持不懈的人会细心地利用每一次机会，在懒惰者忽略的时间里通过自学而获得巨大的成绩，这一定会令人惊讶不已。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弗古逊身上裹着一张羊皮爬上高山，学习天文；斯通在做雇佣园丁时学习了数学；德鲁在修鞋的休息时间中钻研最深奥的哲学；而米勒则在采矿场做临时工时自学了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