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在于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体价值的实现。”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们把过多厚望寄予在体制上，而对人类自身的能力有所忽略。”
——本杰明·迪士雷利
“自助者天助”，这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至理名言。具体而言，就是人们通过丰富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结论。自助精神是促使个人实现真正成长的根源，它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构成了国家兴盛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外界的帮助使人变得更加软弱，而自助却使人得到恒久的鼓励。无论你为一个人或为一个阶级做了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减弱了他们为自己干活的激情与必要性。当人们受到过分的引导和过分的监管，必然会走向自立的丧失。
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能给人积极的帮助。或许，制度所能做的最多不过就是给予人们发展自我与改进个人状态的自由。但是，人们却总是趋向于相信他们的幸福和成绩不是依靠自我努力，而是通过制度形成的。因此，靠政策和法规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通常被过于高估。每隔3到5年会有1到2个立法者被人民选举出来，成为立法机构中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这项义务被一丝不苟、真诚地执行，却并没有对人们的生活和天性起到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开始逐渐明白，政府的功能是消极和有限的，而非积极和有效的；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如果得以明智地执行，可以确保人们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论精神的或物质的，而他们只需付出相对而言很小的代价。然而，法律再严苛，也不可能使懒惰之人变得勤劳，使奢侈之徒或嗜酒之辈稍有节制。这种改变只能通过个人的行为、节俭和自我克制才能起作用，即通过好的习惯而非大的权利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其组成个体的表现。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不可避免将被拉回到人民的位置，同样，臣服于人民之下的政府也迟早将被提升到人民的位置。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适当的法律及政府的运行结果总能通过一个国家的整体特征得到显示，就如同水平线可以通过水来显示一样。贵族受到高贵的统治，无知及腐败之人则受到无知的统治。事实上，所有经验都证实了一点：一个国家的富强是取决于其子民的天性，绝非其制度。因为国家仅仅是社会个体的集合而已，而文明本身也只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自我完善的问题而已。
正如国家的衰败是社会个体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国家的进步则是社会个体勤奋、能干、正直的结果。我们一般所谴责的社会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我们不断堕落的生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尽量削减或铲除它们，但是他们却会以其他的某种形式死灰复燃，除非个体与民族赖以存在的环境得到彻底的改善。如果这种观点确凿可靠，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和博爱精神不在于修改法律和改良制度，而在于帮助和激励社会个体通过自由独立的个人行为来进行自我完善。
所有事情的决定因素都来自于个体的内部，外因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与被暴君统治的奴隶相比，尽管这种统治已经是极其罪恶的了，但自身道义上无知、自私、邪恶的奴隶才是最可悲的奴隶。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仅仅通过改变统治者或制度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观念盛行于世，自由就永远掌控于政府手中。即使这种状况得以改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经身处奴化状态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和持久的效果。个人的天性是自由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可靠保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得很好：“只要容许个性的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糟糕的结果；任何摧毁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而存在。”
说到民族进步，时常会出现一些古老的荒谬言论。有些会呼唤凯撒式的救星，有些则期待国家成为救世主，还有些则将希望寄托于议会和法令。我们在期待凯撒，他的教义是“谁承认并服从于他，谁就幸福”，然后我们发现这条教义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我们自己做主。如果这样的教义成为指导，那社会的自由与良知将遭受破坏，它将迅速使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畅通无阻。凯撒主义是人类偶像崇拜中最恶劣的形式之一，即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它与对财富的绝对崇拜产生的效果完全一样。与此相反，另一个对人们进行谆谆教导的教义更为健康，这便是自立精神。一旦人们完全领悟它并将其付之于行动，凯撒主义将彻底让位。自立精神与凯撒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正如雨果在论述笔和剑时所说：“其中一个会杀死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