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说，一边取出两只耳朵，放在膝头的垫板上仔细检查。这工夫，莱斯垂德和我站在两旁弯下身子，时而瞧瞧那些可怕的玩意，时而望着那张深沉而殷切的面孔。最后，他又把东西放回盒子，坐下沉思了片刻。
“你们已经看见，显然，”他终于开了口，“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没错，我注意到了。可假如这就是那些学生的恶作剧，他们很容易从解剖室里随便找两只耳朵凑在一块儿。”
“很好。但这不是什么恶作剧。”
“您能肯定吗？”
“凭推断那决无可能。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不见这种迹象，而且很新鲜，是被一类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学生来干，应该不会这样。还有，学医的人习惯拿碳酸或蒸馏酒精做防腐处理，当然不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这番话，见他神色严峻，我不禁打个寒颤。一出如此冷血的序幕，预示着背后某种诡异而莫名的恐怖。莱斯垂德却摇摇头，好像只是将信将疑。
“恶作剧的提法尚存疑义，毫无疑问，”他说，“另一种推测则更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曾在彭奇和本地过着十分平静而体面的生活，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那些日子里她几乎是足不出户。那么，凶手究竟为什么要把罪证寄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此事知之甚少，除非她是个极其高明的演员。”
“那正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答道，“站在本人立场上，我坚信我的推理是正确的，并且这还是一桩双重谋杀，我将由此着手。一只耳朵属女性，形状小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黝黑，已经变色，同样穿过耳环。这两个人想必都已死去，不然早就风闻有人丧耳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周四上午寄出的。这场悲剧，唔，应该发生在周三或周二，或者更早些。如果两人已被谋杀，那么除了凶手，还有谁会把这罪证寄给库欣小姐呢？可以断定寄件人正是我们要缉捕的嫌犯。不过他一定怀着强烈的动机，非把包裹送给库欣小姐不可。动机何在呢？准是告诉她已然动手！或许想对她施加折磨。但这样的话，她就应该知道此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又为什么要报警？她大可把证物一埋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倘若想包庇嫌犯她早就干了。但倘若她不愿包庇，就应该供出他的姓名。真是一团乱麻，需要赶紧澄清。”他说话声音一直又高又急，神情木然地盯着花园围篱，转眼却脚下生风，朝屋里走去。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库欣小姐。”他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莱斯垂德说，“手头还有事要办。我想我不必再跟库欣小姐了解什么了。您可以在警局找到我。”
“上火车之前，我们会顺便拜访您的。”福尔摩斯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和我回到前屋，那位心无旁骛的女士仍旧静静地绣个不停。我们进屋时，她把椅套搁在膝上，一双澈蓝的眼睛十分坦白地望着我们。
“我深信，先生，”她说，“这件事是个误会，那包裹根本就不是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向伦敦警察厅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直译为苏格兰场，指伦敦警察厅。的那位先生提过多次了，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家，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正好与您有同感，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着，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想更为可能的——”他打住了，让人吃惊的是，我扭头发现他正死死盯住这位女士的侧颊，殷切的脸上闪过惊奇而又满意的神色。就在她转过头来看他为何不说话时，他已恢复了固有的端庄。我也开始仔细打量起她那滑顺的灰发，整洁的便帽，镀金的小耳环以及平和的面容，但瞧不出有什么端倪竟足令我的搭档如此激动。
“有一两个问题——”
“咳，真是受够啦！”库欣小姐拔高嗓音，有点不大耐烦。
“您有两个姊妹，我相信。”
“您怎么知道的？”
“我一进屋就看见壁炉架前有三名女士的合影，其中一位肯定是您，另外两位跟您非常相像，毫无疑问有亲缘关系。”
“对，您完全正确。她们是我的妹妹，莎拉和玛丽。”
“我的肘边还有一张照片，在利物浦拍的，这是您妹妹，这位合影的男子一身制服，好像是轮船乘务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吧。”
“您的观察很敏锐。”
“那是我的职业。”
“嗯，您完全正确。但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正在跑南美航线，可是他太爱她了，不能忍受长期的分离，于是就转到利物浦和伦敦这一线的船上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