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闲聊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是这样的，正如你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记载的调查方式，我们被迫从案发结果逆溯犯罪动机。我已写信给莱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缺欠的资料，而这些情况只有等捕获凶手以后才能得到。他来查办绝对可靠，尽管他毫无推理能力，可一旦知道该干些什么，他会像一头斗牛犬那样顽强到底。嗯，确实，也正是这股倔劲，为他谋得苏格兰场的高位。”
“这么说，你还没有结案？”我问道。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知道谁是血案的凶手，尽管还有一位受害人依旧在回避我们。当然，你应该也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我推测这个吉姆·布朗纳，利物浦海轮上的乘务员，就是你的嫌犯对吗？”
“噢，这还用猜。”
“可我还是不能确定，除了一些模模糊糊的迹象外。”
“恰恰相反，在我而言一清二楚。让我大概梳理一下吧。乍逢此案，你记得，我们完全没有头绪，可这倒也不坏。我们不作任何假想，只须一心一意观察，继而分析判断。我们最先看到什么？一位和蔼可敬的女士，瞧上去绝对不可能牵涉任何诡秘。接着出现一幅照片透露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念头立即闪过，那盒子很可能要寄予其中的某位。当时我把这个想法搁置起来，以待小心求证。随后我们走进花园，如你所知，在一个黄色的小盒子里我们目睹了那些异物。
“那种质地的绳子只有轮船上的修帆工才用得到，随即一丝海水的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注意到绳结是水手们流行的打法，包裹应该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而且那只男性耳朵穿过洞，这在水手当中较其他工种更为普遍。因此我相当肯定，这场悲剧里的全部男演员都将在海员中间物色。
“当我开始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发现是寄给Ｓ·库欣小姐的。那么，年长的这位当然是库欣小姐。但尽管名字的首字母是‘Ｓ’，也同样有可能代表另外的一个妹妹。要是这样，我们将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基础上着手调查。于是我回到屋里打算消除这个疑团。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担保，说我相信一定存在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原因是，我刚好看见某个东西令我大吃一惊，同时它也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
“作为医生，你很清楚，华生，人体上没有哪部分像耳朵那样千差万别。每只耳朵通常都与众不同，绝无例外。就在去年的人类学期刊上，你可看到由我执笔的两篇薄论。据此，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内的耳朵，并仔细记录下它们的生理特征。不难想象我是多么惊奇，当面对库欣小姐时，陡然发现她的耳朵同我刚刚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竟如此吻合。这件事绝非凑巧。耳翼都很短，耳垂上部的曲度都很大，内耳软骨的卷褶也都相同。从所有特征上看，简直是同一只耳朵。
“当下我就明白这个观察极其重要。很明显受害人是她的直系亲属，可能还是非常近的血缘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家庭，而你记得她立刻讲出来一些极有价值的情况。
“首先，她的妹妹名叫莎拉，而她们的住址不久前还都是相同的，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这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听说那个乘务员娶了三妹，并且得知他一度同莎拉小姐关系暧昧，她还因此去利物浦接近布朗纳一家，但后来一次争吵又把他们分开了。这场冷战断绝一切通信已达数月，因此倘若布朗纳有必要寄包裹给莎拉小姐，他当然会填上旧址。
“现在真相开始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乘务员，情绪毛躁，容易冲动——你记得，他为了能常与妻子厮守而舍弃了一份肥缺——结果又时时忍不住酗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遭毒手，而且有一个男人——假定是海员——也同时被杀害了。嫉妒，不用说，可以立即充当犯罪的动机。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些罪证寄给莎拉·库欣小姐呢？或许是因为她住在利物浦期间，曾涉身招惹了某些是非，并且最终导致一场悲剧。你知道这条航线上的轮船会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所以，假定是布朗纳作案，又立即登上他的‘五朔节’号，那么他能够寄出那可怕包裹的第一个码头正是贝尔法斯特。
“说到这里显然有第二种可能的答案，虽然我觉得极不妥帖，但在继续深入之前我决定先把它解释明白。也许有一个失意的情人杀害了布朗纳夫妇，而那只男人耳朵大概是属于丈夫的。这种推测存在不少缺陷，但确有可能。所以我拍了电报给利物浦警方的朋友阿尔加，请他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离港。后来，我俩就去沃灵顿拜访莎拉小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