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亚！”
我就叫醒面包师，他看了看她，问：
“来啦？”
“你不是看见了嘛。”
“睡觉啦？”
“嗯，怎么？”
“做梦了吗？”
“记不得了……”
“彼什科夫，快把甜面包取出来！”面包师冲着我说。
我从炉子里把铁盘取出来，面包师抓起数十个甜面包，扔到姑娘兜起的衣襟里。姑娘走了之后，面包师以一种炫耀的口吻告诉我，这是他的第十三个情人，警官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每天我把烤好的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先送十几个到杰连科夫的店里，回来后又赶紧把一些甜面包圈和奶油面包送到神学院。我站在学校的食堂门口，把面包卖给学生。有时我在装面包的篮子下层藏几本书，偷偷地把它们塞给某位大学生，他们也时常把书或纸条塞在我的篮子底下。每星期里有一天我得跑到很远的“精神病院”去送面包。
我上班的时间是每天晚上六点到第二天中午，下午睡觉。只有在工作的空隙间，我才有空读书。我揉面、烤面包的技术日渐熟练。面包师用一种亲切、惊讶的口气说：
“你干这事还真有才能，过一两年你就可以当一名面包师了。但是，你太年轻了，别人不会听你的……”
不过，他不赞成我读书。看见我读书，他总是劝我最好别读，可他从来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读了不少书，特别喜欢读诗词，并且开始自己写诗，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话都非常沉重和辛辣，好像只有这种词语才能表达我极度混乱的思绪。有时为了排斥那种与我的兴趣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故意写得很粗鄙。
有一次，一个数学系的学生看了我写的诗之后，说：
“只有魔鬼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少年一样，自己都瞧不上自己，觉得自己可笑、粗鲁，声音也不听使唤。我常在想：我今后会怎么样？
杰连科夫的面包店做得很顺利，他已经在寻找另一处更宽敞的面包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助手。
“在新作坊里，你是大徒弟，”面包师对我许诺，“我要叫他们每月给你发十卢布的工钱。”
我知道，他对我的许诺对他自己十分有利。他不爱干活，而我却喜欢干活，疲劳可以消除我心灵的不安，不过却无法读书。
外祖母死了。在她下葬后七星期，我才收到堂兄的来信，得知了她的死讯。外祖母在教堂外面乞讨时跌倒了，摔断了腿。拖了八天，最后得了坏疽病去世的。后来，我得知我的两个表兄和一个带着孩子的表姐全靠我外祖母养活，吃她乞讨来的东西，而她摔断了腿之后，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请医生。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的柴堆上，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和外人讲讲我的外祖母，她是多么的慈祥，多么的聪明。可是没有人听我的述说，而且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埋藏在我心里，慢慢地冷却了。
不久，警官尼基福雷奇开始像鹰一样围着我盘旋。有一次，他还盯着我问：
“听说你很喜欢读书？读些什么书？比方说：圣徒传的书，还是《圣经》？”
“都读。”
“是吗？读书是合法的，有益处的！读托尔斯泰伯爵的文集吗？”
我还没回答，他又说：
“听说他有几本书是反对神父的。这些书应该读一下！”
其实我读过，觉得很枯燥无味，而且我知道用不着和警察讨论这些。他的话别有用心，我清楚。
后来，他又邀请我去他的小哨所喝茶。我知道他的目的，但还是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的话，会增加他对面包坊的怀疑。
果然，在他的小办公室里，他先随意地说着男人和女人的事情，然后不知不觉地将话题转到了古里·普列特里奥夫身上。这时，我已经警觉起来了，我知道古里在印刷厂印了一些传单。
警官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继续说：
“沙皇陛下好比一个大蜘蛛。一根看不见的线就像蜘蛛网一样，从圣皇亚历山大三世等人的心脏中发出来，穿过大臣，穿过省府大人和各种官吏直接传到我，再传到最下等的士兵身上。这根线包罗万象。沙皇的统治就依靠这无形的网络得以世代永存。而那些被英国国王收买了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都企图破坏这个网，还打着为人民的幌子！”
他隔着桌子凑近我，严厉但小声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