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动身去喀山，到那里去读大学。中学生尼·叶夫列伊诺夫使我产生了上大学的念头。他说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特殊才能。
临行时，外祖母一再叮嘱我：
“你不要对别人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要记住：不是上帝爱指责人们，而是魔鬼！再见吧，唉……”
她擦了擦眼泪，又说：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远走高飞了，而我也不久于人世啦……”
最近几年我常常离开外祖母，甚至很少回家看她。此刻我心中突然涌上一阵刻骨铭心的痛楚：我将再也见不到这位慈祥、诚挚、善待我的人了。
我乘船来到喀山，住在叶夫列伊诺夫家。他的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全家就靠贫民救济金维持生活。他的母亲沉默寡言，每天都得为怎样填饱三个小伙子和自己的肚子算计着。所以，每次她分给我的一片面包就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去找点活干。为了给家里节省一顿午饭，我一大早就离开家。刮风下雨的时候，我就到屋子对面的废墟上和地窖里消磨时光。听着外面的狂风暴雨声，我在地窖里突然醒悟到：上大学对我只是一个梦罢了。
为了不挨饿，我常到伏尔加河畔的码头上去，混在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小流氓中间，在那里比较容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我曾经的经历和体验使我很容易接近他们，并很乐意融入他们中间。我也结识了其中一些人。
巴什金是职业小偷，以前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历经磨难并患有肺结核。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说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基督山伯爵》。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讲述时，他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闭着双眼，时而用手轻轻地触摸一下胸口，他的声调低沉，声音却鲜明动听，宛如夜莺在歌唱。
特鲁索夫对我也很好。他仪表堂堂，穿着华美。他在造船厂住宅区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匠”的小店，背地里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可是，他常对我说：
“彼什科夫，你可别学小偷的门道。我看，你应该走另一条路，你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我觉得他很像小说中的“坏人”，这些“坏人”在小说结尾时，往往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胸怀坦荡的英雄。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大家就趟过喀山小河，到对岸的草地去，在小树林里边喝酒，边谈各自的心事。不远处传来凄凉悲戚的歌声，唱得人心如死灰。
不过，更让我悲伤的是听人们随意无心的谈话。
“我曾见过这样一件事。”黑暗中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的讲述，人们都深有同感地说：
“常有的事，常有的事……”
听到这样的话时，我好像觉得今夜人们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一切都经历过了，将来还能有什么呢？这种感觉也使我慢慢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尽管我还是喜欢他们。但是我过去所读过的那些好书激励着我去追求那种我并不十分清楚，但又比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更有价值的生活。
这时，我又结识了新的朋友，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他皮肤黝黑、头发是蓝色的。在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经常聚集着一些中学生玩“攻城”的游戏。古里玩游戏时总是那么快活、灵巧，说话幽默风趣。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衬衣，打了补丁的裤子，露了底的破皮鞋，这一切与他勇敢、强壮的肌体、敏捷的动作、豪放的手势都非常匹配。他就像一枚礼花炮似的蹦蹦跳跳满地飞蹿，生活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新鲜、美好的。
当他听说我生活艰辛、处境不妙时，就建议我搬去和他同住，然后去考乡村教师。就这样，我住进了“马鲁索夫卡”大杂院。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栋很大而又倒塌了一半的房子。古里住在走道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一头摆了一张小木床，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廊里有三间房，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一直致力于从数学的角度来证实上帝的存在，却死在这个结论之前。两个妓女都很怕他，但出于怜恤，又总是在他门口放一些面包、茶叶和糖。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里当报纸的夜班校对员，一晚挣十一戈比。我没时间去找活干，因为我得学习，去考乡村教师。我觉得自己很难把生动、俏皮、活泼的语言用在那些刻板的语法和形式上。还好我及早发觉，即使我考上乡村教师，也不会被录用，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了。
我和古里共用一张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古里没有钱付房租，所以他常给房东卡尔金娜讲些愉快的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以此来代替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