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没有能够见到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市重又落入波兰白军的手中，成为双方的临时分界地。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夜以继日地在肃反委员会里工作着。他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市重又落入波兰人的手中，十分担忧。
“费奥多尔，如果谈判的结果是讲和的话，那我的母亲不是就给划到国外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因此舍佩托夫卡市还属于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从波兰前线向南方转移。利用共和国喘息的机会，弗兰格尔悄悄地从克里米亚的巢穴里爬了出来。以前，当共和国集中全部兵力用于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的部队就会从南向北推进，沿着第聂伯河，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与波兰的战事已经结束，于是，国家调集部队，派往克里米亚，全力以赴去捣毁这最后一个反革命的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给养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开往南方。这一区段的铁路肃反委员们忙得不可开交：军用列车源源不断地涌来，常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交通中断，因为根本就腾不出一条空线路。收报机吐出的狭长纸条上都是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命令为某某师让道。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爬出来，每份电文上都写着：“十万火急……军事命┝睢…立即让道。”而且，几乎每份电报上都要提及：违令者送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负责疏散堵塞现象。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常常冲进肃反委员会，挥舞着手，十万火急地要求根据某某司令员某某号电文的命令，将他们的列车立即发走。
如果回答他们说，这个无法办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就会说：“豁出命来也得把我们的车发走！”于是，开始大吵大骂。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只有请朱赫来。朱赫来一到，已经吵得面红耳赤，恨不得要动刀动枪的双方都会平静下来。
朱赫来的身躯钢铁般魁伟，他的沉着、冷静以及不容反驳的坚定口气都会使他们把已经拔出的手枪塞回枪套。
保尔经常头痛难忍，可还是走到站台上去干他的工作。
有一天，保尔在堆满弹药箱的站台上突然看见了谢廖扎·布鲁兹扎克。谢廖扎从站台上跳下来，猛地扑在保尔身上，差点没把他撞倒，紧紧将他抱住：
“保夫卡！你这个鬼家伙，我一下子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一时不知该问什么，该说什么。是啊，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啊！双方匆忙互相问长问短，可还没有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却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滑动，才松开了相互拥抱的胳膊。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才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已经在慢慢加快速度。谢廖扎怕误了车，最后向保尔喊了一句什么，就匆忙向站台跑去。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立即有几只手接住他，把他拽了进去。保尔站在原地，目送列车渐渐远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谢廖扎还不知道瓦利娅已经牺牲的消息，因为谢廖扎离开故乡以后一直没有回去过。保尔沉浸在意外相逢的惊喜之中，竟忘了将这件事告诉他。
“让他安心地走吧，不知道也好。”保尔心里想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他与朋友的诀别。这时，谢廖扎正站在车顶上，任凭强劲的秋风迎面扑来。他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候着他。
“坐下来吧，谢廖扎。”多罗什科劝他说。这个红军战士的军大衣背上有个烧破的窟窿。
“没关系，我和风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扎笑着回答。
一个星期以后，在第一次战斗中，谢廖扎就永远地倒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了。
远处飞来的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流弹使他哆嗦了一下，胸口撕裂般火辣辣地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身体轻轻晃了晃，没有叫喊，只是伸开双臂，像要拥抱这空间一样，然后，将双手紧紧捂在胸前，身体向前倾斜，仿佛跳跃似的，僵硬的身体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那蔚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这广阔无垠的草原。
肃反委员会紧张而繁忙的工作环境对身体尚未恢复的保尔特别不利。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脑部受伤的后遗症——头疼病发作的次数更加频繁。最后，在熬过两个不眠之夜以后，他终于失去了知觉。
面对这种情况，保尔去找朱赫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