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最后一辆有轨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身回厂了。淡淡的月光洒在窗台上、床罩上，房间的其他地方也被映得若明若暗。屋角的一张桌子上，台灯罩下射出一片灯光。
丽达低着头在厚厚的日记本上写日记。
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5月24日
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感想再记下来。又是一块空白。一个半月过去了，仍然只字未写。这块空白只好让它留着了。
哪有时间写日记呢？现在夜深人静，我才开始动笔。我没有一点睡意。谢加尔同志要去中央工作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很难过。谢加尔是个非常好的同志。现在我才明白，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宝贵。当然，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论学习小组就会散掉。昨天大家在他那儿呆到深夜，检查我们“辅导对象”的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令人讨厌的登记调配部部长图夫塔。我真受不了这个人的自以为是，无所不能。谢加尔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他的学生柯察金对党史知识掌握得很好，把图夫塔搞得十分难堪。是的，两个月的功夫没有白费。既然获得了这样好的成绩，花费点精力也就值得。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会调动，我不清楚。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来继续替我教下去吧，”他说，“别半途而废。丽达，不论是您还是他，相互都有可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克服自由性。他热情奔放，但感情用事，冲动起来就会走弯路。根据我对您的了解，丽达，您会成为他最合适的辅导员。祝您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写信。”谢加尔临别时这样对我说。
中央新派来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我在部队时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就要把柯察金带来了。我想描写一下德米特里·杜巴瓦。他中等个子，强壮有力，肌肉发达，1918年入团，1920年入党，由于参加了“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像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另外两个人。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会打乱学习计划，提许多与学习内容无关的问题。他和我的另一个女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抬杠。就在第一天晚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奥莉加一番，说：
“老太婆，你的制服可不配套，还需要一条皮马裤、马刺、一顶布琼尼军帽和军刀，要不就回不了家。”
奥莉加毫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德米特里好像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睡觉吧。
酷热的大地显得懒洋洋的。车站天桥上的铁栏杆晒得发烫。被晒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人们爬上了天桥。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来自铁路工人区。
保尔从天桥高处的台阶上看到了比他早到车站的丽达，正在向从天桥上下来的人群张望。
保尔在离丽达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她没有发现他。保尔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仔细地观察她。丽达上穿条子衬衫，下穿普通的蓝布短裙，柔软的皮上衣搭在肩上，蓬松的秀发衬托着晒黑了的脸蛋。她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着，眼睛被强烈的阳光照得眯了起来。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这位朋友兼老师，第一次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丽达不仅仅是一个团省委委员，而且也是……当他一察觉自己有某种“恶”念时，立即自责起来。他赶紧走上前去打招呼：
“我已经站在这里整整一个小时了，可你却没有看见我。我们走吧，列车已经到了。”
他俩穿过公务人员通道向站台走去。
昨天团省委指定丽达作为代表去参加县共青团代表大会，派柯察金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可现在乘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仅存的几趟火车的发车时间由全权负责乘车事宜的五人交通管制委员会控制着，没有他们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人无权进站。所有进出口都由这个委员会的纠察小队把守。挤得满满的列车顶多只能载走十分之一急于想走的人，谁也不愿留下，因为发车机会太少，一等就是几天。于是，数千人都想冲过通道口，试图挤进那无法靠近的绿色车厢。那些日子里，车站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有时还发生争吵和斗殴事件。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根本就进不了站台。
保尔熟悉车站所有的进出通道，于是，领着丽达从行李房穿了过去。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密密麻麻地围着一堆人。一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热得满头大汗，挡在车门前面，反反复复地说：
“告诉你们，车厢已经挤满了人。上头有令，车厢的连接板和车顶上不准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