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奠定俄罗斯文学重视道德这一基础的是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他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高举起俄罗斯式的道德旗帜，对当时相当流行的弘扬个性与自由，作出了独到的反思。他认为，弘扬个性与自由是必须的，但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个人在维护个性、追求自由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尤其是对他人的责任，妥善处理好为我与为他的关系。在诗体小说中，他对小说的男主人公奥涅金在采取行动时有无责任心，态度十分鲜明。当奥涅金以负责的态度，拒绝了达吉雅娜的求爱之后，普希金对其言行大加赞赏，不惜亲自站出来“现身说法”，并指出人们对他的不公：“我的读者，您一定会赞成，/ 说在伤心的达吉雅娜面前，/ 我们的朋友有着可爱的言行；/ 他并非在这里才初次表现/ 他的心灵中正直的高尚，/ 尽管人们由于存心不良，/ 对他丝毫也不宽宥……”而对奥涅金杀死自己的朋友连斯基的不负责任的举动，诗人则满腔义愤，痛加谴责。首先，他写到一个人为了些微小事而杀死自己的朋友该有何等难受的感触，接着，他展示了连斯基作为诗人可能建立的功勋——“他的竖琴原可能铿锵几千年”，最后忍不住深深感叹，愤怒声讨：“唉！读者啊，沉思的幻想家，/ 这位诗人和多情的少年，/ 已经死在他的朋友的手下！”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达吉雅娜这一美好的女性形象作为俄罗斯道德的理想化身。在诗体小说中，达吉雅娜的个性被置于具有崇高道德意义的地位上面。在她身上，那种严肃慎重地对生活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深刻责任感，那种将生活视为高尚道德事业的特点，使她成为典型的“俄罗斯灵魂”。她在道德上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责任感，远远超出了家庭生活的范围，它独特、深刻地表现了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一代人的崇高理想，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道德理想，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巨大的道德力量，对此后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的俄国小说对此进行了深化。小说家们更多地从人的道德内省或内心的善恶冲突中来表达道德的主题，高扬道德的旗帜。屠格涅夫极其强调人的反省意识的意义：“在每一个活人身上存在着否定、‘反省’的精神要素，这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反省’——这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毁灭，也是我们的生路……按照我们俄国的说法，反省意谓‘反思自己心灵的意识’。”并且，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人的反省意识。托尔斯泰刚登上俄罗斯文坛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了评论其《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的文章，指出其创作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心灵的辩证法”，一个是纯洁的道德情感。其实，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纯洁的道德情感往往是通过不断进行的自我关照与自我反省来体现和达到的，这贯穿于托翁的整个创作之中，在著名的《复活》中尤为突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托尔斯泰深入细致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如何从动物式的人和麻木不仁中复活，升华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不仅怜悯他人、爱他人，而且能为所爱的人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聂赫留朵夫为了重新爱玛丝洛娃，也为了赎罪，愿放弃一切，并陪同她走上了漫长的流放远方之路；而玛丝洛娃则在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之后，为了他的名誉与前途，拒绝了他的求婚，而嫁给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把握和领会了普希金开创的这一重视道德理想的传统，并且以独特的创新予以深化。他从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把人的心灵看做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展开连续斗争的场所，因而，他十分善于展示人的灵魂中善恶两极的交战。他的作品总是描写人的心灵善恶两极的激烈交战，从早期的《双重人格》一直到最后的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莫不如此。《罪与罚》真正奠定了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西欧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无视“平庸”的道德规范，证明自己的确是“非凡的人”，可以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杀死对社会和人们有害无益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另一方面杀人后又受到良心的谴责，深感痛苦。小说生动而震撼人心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决定杀人后的内心矛盾冲突，特别是杀人后灵魂中善恶两极的激烈争斗。最终，他在虔信宗教、为了他人勇于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善战胜了恶，主动投案自首了。这一作品早于托尔斯泰的《复活》（1889—1899）二十多年，它在俄国文学史上比较早地把普希金式的人的外在道德冲突转到人自身的内心深处，让人的心灵成为善恶交战的道德战场，真正奠定了俄国文学中人的内心道德内省与善恶交战这一传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