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由于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而在索尼娅的影响下，他终于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并在宗教中找到了新生。索尼娅是作家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实际上是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美好代表：她虔信宗教，温顺柔和，逆来顺受，而且具有突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博爱的化身，她的继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曾当众指出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广的爱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她为了济人之难会脱下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光着脚去把它卖掉，再把钱送给你们。”她为了继母的三个孩子，不惜作出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莫此为甚的自我牺牲——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钱养活他们。正是在索尼娅这种极强的忍耐和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拉斯科尔尼科夫曾为此向她下跪）及其虔诚信仰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抛弃了西欧思想的影响，而回归到俄国人民与宗教之中，并且与索尼娅相爱了。这就是作家为俄国探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开出的药方——回到人民群众之中，信仰宗教，信奉人民的道德，温顺谦恭，胸怀深广的爱，具有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上可见，作家的确在主题思想方面颇有创新，并且大大推进、深化和丰富了欧洲小说的主题。与此同时，这一主题又具有极其浓厚的俄罗斯特色。
俄罗斯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反映并思考这一问题，同时又与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内容、与对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当前的现实功利性上升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既具当前现实功利性又相当具有人类性的极其难得的文学，它面向现实，但又颇具超越性；它关注彼岸，但又把根子深深地扎入俄罗斯劳苦群众的土壤。因此，这一文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强烈的民族激情。它具体表现为关心俄罗斯民族与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这一点，仅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体系——“多余人”俄国19世纪中期文学中的一系列优秀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比较聪明，有良好的教养，在社会政治方面，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在文化方面，则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冲撞中无所适从，因此，对平庸的生活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忧郁、苦闷、悲观，最终变成一事无成的“多余人”。主要有：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新人”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也包括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他们热爱自由，尊重劳动，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信任和支持，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即追求个人的幸福不应损害他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要与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统一起来。描写这一形象的作品主要有：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忏悔的贵族”俄国19世纪后期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受过良好教育，有强烈的道德感，一度犯过错误，后来翻然悔悟，深深忏悔，并用实际行动来赎罪，主要见于托翁作品中。等等——上即可一目了然，他们无一不表现了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罪与罚》植根于这一传统之中，但又有新的突破——“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关注的是占少数的上层贵族的命运，“新人”虽有突破，但毕竟只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平民知识分子；陀氏的主人公则是普普通通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他们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是绝大多数，也更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命运与出路直接关涉到俄国的命运与前途，作家满腔热情地对此加以关注，更是体现了他那相当强烈的民族激情（从前述作家写的声明中已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正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国文学才真正转向了城市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以他们为描写对象，深刻而全面地表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及出路问题。
其次，是独特的道德体系（道德内省与道德理想主义）。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直接接受了基督教。拜占庭基督教中希伯莱文化的强烈的原罪意识，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此后，由于被蒙古长期征服，这种原罪意识与苦难意识交融，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浓郁的罪孽意识，这种意识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渐渐扎根，使他们注重道德的修养，注重忏悔，并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进而形成一种超越意识，一种执着于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因之，形成了一种重视道德内省的民族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