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和把握内在的真实，伍尔夫主张艺术家可以自由地进行实验和探索，可以不拘一格地寻找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技巧和创作题材。在她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实验、甚至是最想入非非的实验是被禁止的。而托尔斯泰做了这样一种实验——插入哲学论文。这种实验和探索被后来的米兰·昆德拉发展和总结为——“离题”。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理解“离题”这一概念呢？在米兰·昆德拉看来，“一个主题可以在故事之外独立得到发展。这种着手一个主题的方法，我称之为离题。离题就是说，暂时甩开小说的故事。”[16]那么为什么要在《战争与和平》中采取“离题”的方式呢？
首先，在《战争与和平》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无法很好地解说托尔斯泰对这些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因而要借助于哲学论文的插入。正如科利尔所说的那样——“故事是‘自我解释的’，当叙述过程被阻塞，为了进一步‘跟随下去’，我们就插入解释。这些解释可以被接受的程度是：它们可以嫁接到讲故事的原形上去。”[17]
此外，“叙事线条根本就不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根直线。倘若是那样的话，就不会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叙事之兴趣在于其插曲或者节外生枝。”[18]在这部小说中，明晰的叙事线条使得“离题”的这部分内容和小说的主线得到了主题上的统一性。这里，“叙事线条的奇特之处在于无法区分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事件，无法将离题成分与笔直狭隘的主线条区分开来。”[19]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有这些“离题”——一处处的哲学论述、插入的场景描写都只是这部小说的有益补充，而非小说的主要方面。《战争与和平》主要是一系列人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一系列行为和经历。无论是在虚构的情节或是真实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人物总是出现和活动在一种变化的环境中，并需要对变化着的环境做出反映，以揭示环境和人物之间隐蔽着的因素。
4、杂语和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20]作为“唯一在形成中的和未定型的一种体裁”[21]，长篇小说常常吸收其它语言成分，使自己得到更新而更富有表现力。
在《战争与和平》中，社会性的杂语比比皆是。首先是俄罗斯民族语言内部分解成的各种社会方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城市用语和童山等乡村的语言是有差异的。其次，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贵族和农民的表达习惯也是不尽相同的。另外，各种职业行话——后方的指挥官和前线奋战的普通士兵的言说方式是极不相同的。再有，各种文体的语言风格是不同的——托尔斯泰运用哲学论文和小说中的文学语言部分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还有，一时的摩登用语、一时的政治话语、各个人物的个性语言（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侧重）……都是各有特征的。《战争与和平》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和所表现的整个的小说世界。叙述人的语言、人物的语言和穿插的文体，这些都是杂语籍以进入小说的方式。杂语和杂语之间又形成了种种对话关系，而小说的主题正是通过这一层层的关系进而得以展开的。
“托尔斯泰语言的特点，便是有强烈的内在对话性。”[22]而且话语的对话性不仅仅表现在对象身上，也表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读者视野里会出现的意义和情感的特点，托尔斯泰都能敏锐地感觉出来。对话化的这两条线索在《战争与和平》的语言风格里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战争与和平》中的语言甚至在最抒情的表现中和最叙事的描写中，总是同笼罩在对象身上的社会性杂语的各个因素形成和谐的合声或是不相和谐的曲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相协调的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