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而愉快地上扬、时而可怜地下降的上唇，表现了公爵夫人孩子般简单、不谙世事的性格；玛利娅的笨重步态显现着她缺少女性的柔媚和轻盈，但和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相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则更看中她的纯洁；至于库图佐夫的臃肿则透露着他稳定冷静的处世态度和一种无为意志。托尔斯泰惯常的艺术手段就是这样：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外在到内在，从肉体到精神和灵魂。
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卡拉塔耶夫“整个形体是圆形的，头是完完全全圆形的，后背、胸膛、双肩，甚至似乎时时准备拥抱什么的双手，是圆形的；愉快的微笑，一双栗色的、温柔的大眼睛是圆形的。彼埃尔觉得，‘甚至在这个人的气息中，都有某种圆形的东西’。”在这里，外在的躯体特征被发展到了几何图形的简洁与鲜明的地步。这种特征表达了一种抽象的综合。而这种综合不仅是艺术上的，还和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念的内在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和普希金轻轻触及人物外貌的写作手法不同，托尔斯泰的反反复复、层层着色使得人物色彩显得很浓重。这是种强烈有力的油画色彩。画布背景是深重的、不可穿越的黑色。但被令人眩目的、穿透一切的光线——躯体的运动，照射得生机勃勃。这正是人物的生命力、作品本身的生命力。
在描绘人体特质方面，托尔斯泰追求准确、朴实和简明，只选择为数不多的、细小的、特殊之处。不是一下子，而是慢慢地、分布在叙事全过程中将这些描写纳入事件的展开和场景的有机组织当中去。
人体动作这种语言，虽然多样性少，却更为直接和更富有表现力，比单纯的词汇具有更大的提示力量。用言语比用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更容易“说谎”。而后两者比言语能够更快地显露出人的真实的、甚至是隐秘的天性。一道目光、一处抬头纹、眼神的一个晃动，能表达出一些言语所表述不出的内容来。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序列在脸上和躯体的整个外貌上留下了印记，且层层积累。这些躯体表情是人物心灵的透视镜。人物的一些情感促使他们做出相应的动作。反之，他们的某些习惯性的动作又使我们读者接近了人物相应的内心世界。因此，不仅存在着由内向外的流动，也存在着由外向内的流动。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正是使用了这种外与内的反向联系的艺术手法。
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认为的那样——“从他的最初的几句话里，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这儿有一个人，他看到了我们听到的东西，并且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来着手描写，不是从内心到外表，而是从外表写到内心。”[27]托尔斯泰用这些外在的细节让我们读者看到了他所希望我们看到的人物内心的活动和变化。
《战争与和平》中人物躯体的某一部分的一个细小动作、一个不易察觉的状态，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获得了无限复杂的意味。比如，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后的伤病员帐篷中，医生的工作服和双手上沾满了鲜血。所以，他“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捏着雪茄，这样可以避免让它沾上血”。从手指的这一状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可怕的工作仍将继续着。军医已经对伤口和鲜血无动于衷和麻木了。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处境和状况。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愿望了，有的只是疲倦。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支香烟，来借以解乏。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心活动都集中在了这么一个细小的躯体细节中。从这半行关于特别的捏拿香烟的姿势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幅军医吸烟的画面跃然纸上，背后是无尽而深重的战役，是士兵们渴望胜利、渴望回家的心情，是后方的亲人们、爱人们焦急盼望的眼神，是战后废墟里整夜响彻天际的呜咽声……
而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一个个陌生人走进了客厅。托尔斯泰不停地研究着他们的目光、声音、小动作，并且试图以此把我们带进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他用他的特殊语汇暗暗地分析着两个对话者之间交流时的一道目光、一个语气，从中发现其中的友谊或是畏惧等两人关系中的一切微妙之处。托尔斯泰几乎从不直接说出某个人物的性情，而是让这个人马上以一种显示出习惯的典型方式来行动，让他们自己说出自己来。比如，托尔斯泰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老罗斯托夫是个不善于理财的地主家长。而是当我们听到他自明家庭已经陷入困境时仍然要求管家送一些全新的卢布来时，就已经十分清楚他性格当中的一部分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