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位小伙子的。”我说。
门外拱廊下的露台上，德国领班走过来。他那红扑扑的两颊亮光光的，很客气。
“我给你们二位先生留了一张双人桌。”他说。
“留给你自己坐去吧。”比尔说。我们一直走出去，跨过马路。
我们在广场边一条小巷里的餐厅吃饭，吃客都是男的。屋里乌烟瘴气，人们都在喝酒唱歌。饭菜不错，酒也好，我们很少说话。后来我们去咖啡馆观看狂欢节沸腾的高潮。波莱特吃完饭也马上来了。她说她曾到迈克的房间里看了一下，他睡着了。
当狂欢活动达到沸腾的顶点并转移到斗牛场的时候，我们也随同人群到了那里。波莱特坐在第一排我和比尔中间。看台和场子四周那道红色栅栏之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就在我们下面。我们背后的混凝土看台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前边，红色栅栏外面铺着黄澄澄的砂子，碾得非常平整。雨后的场地看来有点湿，但经太阳一晒就已经干了，又坚实、又平整。随从和斗牛场的工人走下通道，肩上扛着柳条篮，里面装着斗牛用的披风和红布，沾有血迹的披风和红布叠得齐齐整整。随从们拿出笨重的皮剑鞘，把剑鞘靠在栅栏上，露出裹着红布的剑柄。他们抖开一块块粘有紫黑血迹的红色法兰绒布，穿上短棍，把它展开，让斗牛士可以握住挥舞。波莱特仔细看着这一切，她被这一套很专业的细节吸引住了。
“他的每件披风和每块红布上都印着自己的名字。”她说，“为什么管这些红色法兰绒布叫做拐杖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洗没洗过。”
“我觉得是从来不洗的。因为怕掉色。”
“血渍会使法兰绒发硬的。”比尔说。
“真怪。”波莱特说，“大家竟然对血迹一点不在意。”
在下面狭窄的通道上，随从们安排着上场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看台上方所有的包厢也满了。除了主席的包厢外，已经没有空座了。主席一入场，斗牛就要开始了。在场子里平整的沙地对面，斗牛士们站在通往牛栏的高大的门洞里聊天，他们把胳臂裹在披风里，等待列队入场的信号。波莱特拿起望远镜观察他们。
“给，你想看看吗？”
我从望远镜里看过去，看到那三位斗牛士。罗梅罗居中，左边是贝尔蒙特，右边是马西亚尔，他们背后是各自的助手。在短镖手的后面，后边通道和牛栏里的空地上站着长矛手。罗梅罗身穿一套黑色斗牛服，三角帽低扣在眼睛上。看不清他帽子下面的脸，但是看来伤痕也不少。他的两眼直视前方。马西亚尔把香烟藏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抽着。贝尔蒙特朝前望着，面孔黄得毫无血色，长长的狼下巴向外翘着。他向前看着，却目光茫然。无论是他还是罗梅罗，看来都和别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孑然伫立。主席入场了，我们上面的大看台上传来鼓掌声，我把望远镜递给波莱特。一通鼓掌之后，开始奏乐。波莱特拿着望远镜看。
“给，拿去。”她说。
在望远镜里，我看见贝尔蒙特在跟罗梅罗说话。马西亚尔直起身子，扔掉香烟，于是这三位斗牛士都双眼直视着前方，昂着头，摆动着那只空手入场了。他们后面跟随着整个队列，进场后向两边展开，全体都走着正步，一只手拿着卷起的披风，另一只空手摆动着。接着出场的是举着长矛、像轻骑兵般的长矛手。最后压阵的是两行骡子和斗牛场的工人。斗牛士们用一只手按住头上的帽子，在主席的包厢前弯腰鞠躬，然后向我们下面的栅栏走来。佩德罗·罗梅罗脱下他那件沉甸甸的金线织锦披风，递给他在栅栏外边儿的随从，并对随从交代了几句话。这时候罗梅罗就在我们下面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他嘴唇肿胀、眼眶乌黑、脸庞淤青。随从接过披风，抬头看看波莱特，便走到我们跟前，献上披风。
“把它摊开，放在你前面。”我说。
波莱特俯身向前。披风用金线绣成，沉重而挺括。随从回头看见了，摇摇头，说了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人向波莱特倾过身子。
“他要你别把披风摊开。”他说，“你应该把它叠好，放在膝盖上。”
波莱特照他说的叠起沉重的披风。
罗梅罗正和贝尔蒙特说话，没有抬头望我们。贝尔蒙特已经把他的礼服披风给他的朋友们送去了。他朝他们望去，笑笑，他笑起来也像狼，只是张嘴，没有笑意。罗梅罗趴在栅栏上要水罐。随从拿来水罐，罗梅罗往披风的细布衬里上倒水，然后用穿平跟鞋的脚在沙地上蹭披风的下摆。
“那是干什么？”波莱特问。
“加点儿分量，免得在风里飘起来。”
“他的脸色很不好。”比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