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的愤怒使我有着非凡的精力，从而离开了退隐庐；但我一搬出去，这份精力就无影无踪了。刚在新居安顿下来，我的尿潴留的毛病就加重了，并且频繁发作，一个新的疝气的毛病又使病情复杂化了。疝气已经折磨了我好长时间，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病。不久我就受到了这种最痛苦的病患的折磨。我的老朋友蒂埃里来看望我，并给我讲了我目前的病情。探条、捻子、绷带，所有为老年人看病的准备工具齐集在我身边，这让我突然感到，当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时候，他若还有一颗年轻的心的话，就会为此而吃尽苦头。温暖和煦的天气并没有使我恢复精力，整个1758年，我是在极度虚弱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大去之期不远矣。我热切地等待着死神的临近。我从友谊的幻梦中苏醒过来了，所有使我热爱生活的东西都离我远去，我再也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使生命变得美好了。我只看到悲惨和病痛，它们妨碍着我享受各种生活乐趣。我盼望逃开我的仇敌的魔爪从而获得自由的那一时刻早日到来。不过，让我们还是重新来理一理事情发展的线索吧。
我退隐到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很尴尬；她很可能根本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做。我的健康状况一塌糊涂，天气又如此恶劣，又举目无亲，这都使她和格里姆相信，只要把我逼到绝路上去，他们就可以逼我求饶，并自降身份做出卑鄙的事情来，以便住在那个我的尊严迫使我离开的避难所。我搬家之事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提前防范；他们别无选择了，只剩下两个极端——要么整个把我毁掉，要么试图让我回去。格里姆倾向于采取前一种；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宁愿采取后一种方法。她的最后一封信让我相信她倾向于后者，在这封信中她的语气缓和多了，并且似乎敞开了和解的大门。她的这封信让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足以证明，她发觉选择适当的措辞是很困难的，并且在写信过程中斟酌再三。她把话说过头了就会连累自己；但是在她写完前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从她的房子里搬走以后，人们只会注意到，她竭尽全力不让一个失礼的词在这封信中出现。为了让读者自己来判断，我将全信抄录如下（见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1758年1月17日，于日内瓦
先生，昨天我才收到您12月17号的来信。它送过来时是装在一个大箱子里面的，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段时间它都在路上。我只能回答您的附注，因为信的正文部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我可以向您解释一下的话，我非常乐意把过去的所有事情看作是一个误会。回到附注上来。您可能记得我们有约在先，园丁的工资经由您手付给他，以使他感到他是依靠您的，免得像他的前任一样，出现那种令人啼笑皆非、很不得当的场景。这是有证据的，比如他第一个季度的工资都交给您了，而且在我离开前的几天，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会把您已经垫付的工资还给您的。我知道起先您曾阻止我这么干；但这是我请您垫付这些工资的；我只是履行义务，而且我们已经就此约定过了。卡乌埃已经告诉我说，您拒绝接受这笔钱。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有一些误会。我再命人把这笔钱给您送过去。我不明白，既然我们有约在先，为什么您还要为我的园丁付工资，而且您付的工资甚至超过了您住在退隐庐的时间。因此，先生，我相信，一想到我是非常荣幸地告诉您以上这些话，您是不会拒绝收回您出于好心提前为我支付的那笔钱的。
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使我不再信任埃皮奈夫人了，我也不希望和她和好。我根本没有回复她的这封信，而且我们的通信也就此结束了。看到我心意已决、不再和她和好，她也做出了决定，加入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的小集团，她和他们沆瀣一气，为的是彻底把我毁掉。当他们在巴黎搞阴谋活动的时候，她就在日内瓦活动。格里姆此后到日内瓦与她会面了，接着完成了她已经开始了的工作。特龙桑很轻易就被他们拉过去了，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成了我最为强劲的一个迫害者，他没有任何可以抱怨我的理由，这一点和格里姆一样。他们三个，合起伙来，暗中在日内瓦播下了坏的种子，四年之后这些种子眼见着在日内瓦发出了芽。
他们发现，在巴黎捣鬼比较困难。因为我在巴黎更为知名，而且巴黎人不那么记仇，也不那么容易受到仇恨的影响。为了把他们给我的打击处理得更加巧妙，他们开始散布消息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的信，信函集B，第三十号）。由那时起，他们装作仍然是我的朋友，他们不乏聪明地散布着对我的蓄意谴责，却打着抱怨他们朋友的不义之举的旗号。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听众放松了警惕，更倾向于听信他们的话而责备我的不义。他们对我背叛朋友和忘恩负义的谴责之词传播得如此小心谨慎，正因为如此，结果就越显著。我知道他们指责我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但他们指的这些罪行究竟是什么，我却不得而知。我从流言蜚语中推测出，我主要有如下的四大罪状：一是退隐乡间，二是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是我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是我离开了退隐庐。如果他们还加上了别的牢骚，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实在是太令人钦佩了，以至于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牢骚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