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我终于有幸等到了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来访了。这次来访再及时不过，他是我最早的朋友，而且差不多也是我所剩下的惟一的朋友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时的那种喜悦之情，大家可想而知。我将满腹的心思都说给了他听。有好多别人在他面前隐瞒着的，掩饰了的，或者捏造出来的事情，我都向他作了澄清。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凡是觉得适合告诉他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假装向他隐瞒那件他已经知道得很清楚的事情，也就是那既不幸又愚蠢的爱导致我身败名裂这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对她的爱，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向她表白过。我对狄德罗讲了埃皮奈夫人为了截查她的小姑子写给我的那些纯洁无瑕的信而使用了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我想让他从埃皮奈夫人企图收买的那两个女人的嘴里直接听到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戴莱丝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但是轮到她母亲说时，她却一口咬定对此事一无所知，这让我大感震惊。她就是这样说的，而且绝不改口。但就在四天之前，她还把那件事详细地对我重述过一遍，可是现在当着朋友的面，她却矢口否认了。她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开始痛切地感到，把这样一个老太婆长期留在身边，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不过我并没有对她破口大骂，甚至不屑于说点鄙视她的话。我觉得我对她女儿欠下的情实在太多；女儿的坚贞不渝的正直和母亲的卑鄙怯懦正好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已经拿定了如何处置这个老太婆的主意，只等时机一到就付诸实行。
这个时机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早。12月10日，我收到了埃皮奈夫人对我的上一封信的回信（见信函集B，第十一号）。内容如下：
1757年12月1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您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爱，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可怜您了。您真是不幸。但愿您能和我一样问心无愧。这对您未来的生活之安宁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您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我就很奇怪您的朋友竟然能把您给留住。要是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就自己的义务去向我的朋友们请教的，因此，关于您的义务，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如此出乎意料而又如此清楚明白地下达的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迟疑。无论天气怎样，无论我的健康状况如何，哪怕是得在树林中或是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会说什么和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即搬出退隐庐。因为，尽管我事事都想讨乌德托夫人的欢心，但我却不想让我自己丢脸。
我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困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定：我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一个星期之后，我就绝不会再在退隐庐过夜了。我开始清理自己的衣物，决心宁可把它们丢在露天里，也要在第八天之前把钥匙交出去，因为我急切地想在人们能为我写信到日内瓦并收到那边的回信之前，将一切事情都处理完毕。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勇气，我又恢复了全身的精力。可以说，是埃皮奈夫人未曾料到的荣誉感和愤怒让我恢复了这种精力，好运也助长了我的大胆。孔代先生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说我处境艰难，就提供了一座小房子让我住，这座房子位于他在蒙莫朗西路易山的花园中。我急切而又无限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条件很快就谈妥了。我匆忙地买了几件家具，加上我们原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住宿之用。我费了老大的劲，花了好多钱，才让人把我的东西用车拉了过去。尽管是冰天雪地，我还是在两天之内就搬完了家。这样，我在12月15日就退还了钥匙，之前还付了园丁的工资，而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告诉她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的决定，我却不为所动。我让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那些衣物和家具坐邮车到巴黎去了。我还给了她一点钱，并答应替她付房租，无论她是住在她儿女的家里，还是住在别处，并承诺尽我之所能为她提供生活费用，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绝不让她饿着。
最后，在我到达路易山的第三天，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1757年12月27日，于蒙莫朗西
夫人，当您不同意我再住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您家的房子更简单和更必要的事了。当我一知道您拒绝我在退隐庐过完这个冬天之后，我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住进来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情。我感谢您邀请我到这儿来居住，如果我付出的代价不是那么惨重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您呢。您觉得我很不幸，这一点也没错，天底下没有谁比您更清楚我是多么的不幸了。如果说选错了朋友是个不幸的话，那么从一个如此甜蜜的错误中醒悟过来，则是更为残酷的不幸。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促使我从里面搬出来的种种原由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而且，将它相当精确地记录下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段时期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这影响将一直波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