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夸耀他对我如何热情，可是从有我在场时他对我的态度中却很难看出他那所谓的热情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都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好处；而他假装出来的对我的怜悯，与其说是在帮我，不如说是在羞辱我。他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断了我所选择的那个工作的财路，说我誊抄乐谱的水平太差。我承认这是实情，但不应该由他的嘴里说出来啊。他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在开玩笑，就另外雇了一个抄谱人，把凡是能从我这儿挖走的客户都挖走了。可以说，他的目的就是要逼得我走投无路，从而只得去依靠他本人和他的影响来养家糊口。
在我前思后想，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以后，我的理智终于压倒了还在为他说话的那种先入之见。我得到的结论是，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而他的友谊则是虚假的。基于此，我决定不再见他。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埃皮奈夫人，并向她说明了我这么做的一些不容置辩的理由，我现在都忘记我说的是哪些理由了。
她强烈反对我的这个决定，但又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提出的这些理由。当时她还没有同他统一口径。但到了第二天，她没有亲口向我解释，却交给我一封措辞巧妙的信，这封信由两人一起写成。在信中，她以他喜不外露的性情来为他辩解，却又不提具体的细节，并且指责我不该怀疑他背叛朋友，认为我的怀疑是一种罪过，还劝我跟他重新和好。这封信让我动摇了。在随后进行的我和她之间的谈话中，我发现她比上一次准备得充分多了，我被完全说服了。我甚至相信我判断错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太冤枉我的朋友了，我应该赔礼道歉。总之，就像我也对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男爵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一半是出于自愿，一半是出于软弱，我怕又做了我本来有权要求对方做的友好表示，我就像另一个乔治·唐丹一样跑到格里姆那儿去，为他对我的冒犯而请求他原谅我。我经常怀抱着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只要态度温和，行为得体，天下就没有解不开的冤仇，这个错误的信念让我一辈子都在那些所谓的朋友面前卑躬屈膝。其实，恰恰相反，恶人越是找不出仇恨的理由，他们的仇恨就越强烈；他们越是觉得自己不对，他们施加给受害人的痛苦就越深。我从亲身经历中就可以为这个论断找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格里姆和特龙桑两人的所作所为。他俩之所以成了我的两个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是由他们的爱好、兴趣、任性所造成的。他们根本找不出我有任何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恼恨日甚一日，就像老虎一样，越容易出气，它就越是要发虎威。
我本来期待着格里姆会因看到我这样委曲求全和主动表达善意而感动不已，并张开双臂，以最真诚的友情来迎接我。哪知在接待我的时候，他竟然像个罗马皇帝似的，态度无比傲慢。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待我。我只好尴尬无比地扮演着这样不恰当的角色，怯生生地用几句话说明了我的来意。在开恩赦免我之前，他堂而皇之地宣读了一段他事先准备好的长篇训斥，列举了他的一大堆罕见的美德，特别是关于友谊方面的。他花很长时间着重讲了一条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这规律起初让我大为震惊，那就是：他的朋友是绝不会与他分手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就在这边暗暗地想：要是我成了他这个规律的惟一例外，那可就惨了。他在这一点上装腔作势地说个没完，最后让我想到，如果他果真只是听凭内心情感行事的话，那他就绝不会如此关注这条规律。因此，他不过是利用这条规律来往上爬而已。其实，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保住了所有的朋友。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从未丢掉过一个朋友，除非是因为死亡。不过，我从没拿它当回事，也不拿它作为我的自律原则。既然我俩有个共同的优点，除非他已经想好了要剥夺我的这个优点，否则他哪里有资格吹嘘这是他独有的优点呢？接着，他故意地羞辱我，他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我们共同的朋友都更喜欢他，而不是我。这一点我和他一样清楚，朋友们确实对他有些偏爱。但问题是，他是怎样获得这种偏爱的呢？是他有过人之处，还是谈吐不凡？是通过自我夸耀，还是通过对我的极力贬损？最后，当他在尽情地拉开我俩之间的距离，使我感到他准备给予我的宽大实属难得之后，他就吻了我一下，以示和解，并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就像是国王在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跌落下来，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场景就好像教师之训斥学生，并免了他一顿鞭子一样。每当我回想起这幕场景，总觉得根据表面现象来作判断是多么容易受骗，而那些庸众又是多么看重这种由表面现象得来的判断啊！我还觉得，有罪的人总是胆大妄为、骄傲自大，而无辜的人却总是满面羞愧、窘迫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