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来的人中有个瘦瘦小小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带面子的羊皮外套和高统靴。他提着两个冒着热气的茶壶，胳膊下夹着一块用布包着的面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
“哦，是我们的公爵又来了。”他说着把茶壶放到茶杯中间，再把面包递给兰采娃，“我们买了些很好的东西。”他边说边脱掉羊皮袄，越过其他人的头顶把它扔到床架上。“马克尔买了牛奶和鸡蛋。我们今晚可以开个舞会了。兰采娃老是把一切都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他微笑地看着兰采娃说道，“现在她又要沏茶了。”
这个人的整个外表，包括他的动作、声音和眼神，看上去都洋溢着活力和欢乐。而另一个刚进来的人则恰恰相反，看上去显得沮丧而忧愁。他个子不高，瘦骨嶙峋，颧骨高高凸起，面带菜色，薄薄的嘴唇，一双漂亮的浅褐色眼睛分得很开。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和一双长统靴，靴子外面还套着橡胶套鞋，手里提着两罐牛奶和两个桦树皮圆盒。他把东西放在兰采娃跟前，向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充其量只是脖子弯了弯，眼睛却始终盯着他。然后他勉强伸出一只潮湿的手同他握了握，再把食物拿出来。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马克尔直到成人多年之后才成为一名革命者，而纳巴托夫参加革命的时候只有18岁。从村子里的学校毕业后，纳巴托夫获得了上中学的机会。由于他出色的天分，在那里学习时一直都在给别人上课，并在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他没有去上大学，因为在中学最高年级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回到平民中去，去启发他的同胞们。为了达成目的，他首先在一个大村子里做政府职员，但他很快就由于给农民读书和在他们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当局把他在监狱里关了八个月，然后放了出来，不过仍然受到警察的监视。他一出狱就去了另一个村子，在那里当了教师，所做所为仍然和在第一个村子时一样。于是他再度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十四个月，在那里他的政治信念更加坚定了。
后来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还从那里逃了出来。接下来他又被捕，在监狱里关了七个月，之后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再次企图逃跑，但是又被逮捕，并被判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惊险的经历都没有令他心生怨恨，也没有削弱他的精力，而是更激励了他。他是个活跃的年轻人，有着出色的领悟力，总是那么积极、快乐和精力旺盛。他从没有后悔过，也不期待未知的将来，而是把所有力量、智慧和实践知识运用在当下。自由的时候，他会朝着自己制定的目标努力工作启发和团结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劳动者。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也以同样旺盛的精力和实干精神寻找同外界联系的方法，而且在现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把自己和集体的生活安排得舒适。他首先具有社会性他是公社的一分子。他对自己一无所求，一点点就能使他很满足，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为集体里的同志们争取了很多，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精神上。作为一个农民，他勤勉刻苦，观察敏锐，干起活来头头是道。他天生就懂得自制，待人有礼，不仅关心别人的愿望，也会照顾别人的意见。他寡居的母亲依然健在，是一个不识字、满脑子迷信思想的老农妇，纳巴托夫照顾她，每次一被放出来就去看她。在家的那段时间，他总是尽力了解她生活中的所有兴趣，帮她干活，继续和以前的伙伴们交往，一起抽用他们公司的劣质烟草卷成的“狗腿烟”，和他们打拳比武，向他们解释他们是如何被国家欺骗，他们应该如何从这种骗局中挣脱出来。当他思考或诉说革命目的时，总是从自身出发，认为人民的条件几乎和从前一样，只不过会拥有足够的土地，不会再有贵族和官僚。他和诺伏德伏罗夫及其追随者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的观点不同，在他看来，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不应该毁掉整幢大厦，而应该只改变这座他深爱着的美丽、坚固、巨大的古老建筑的内墙。
在对宗教的看法上，他也是个典型的农民：从不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不思考万物之源，也不思考来世。上帝对他（就像是对阿拉哥）来说就是一个毫无必要的假设。他不关心世界的本源，也不在意摩西和达尔文到底谁说得对。达尔文学说对他的同伴们来说如此重要，可在他看来，不过是和六日造世界一样的思想玩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