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想起当初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的表情，回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忍，他竟然不准病弱的犯人搭车，而且明明知道火车上有一个临产的女犯在受着煎熬他也不管。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心里连最基本的怜悯之情都没有，而这无非是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爱人之心就渗不进他们的心中，就像这些用石头铺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铺着杂色石头的斜坡想着，斜坡上的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股股细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铺不可，这些土地原本是可以长出麦子、青草、灌木和树林来的，就像坡顶上的土地一样，可现在却寸草不生，看着叫人难受。”
“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也许这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都是非有不可的，不过眼看着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属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同情，这真是可怕！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聂赫留朵夫继续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由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不变、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跟那些人在一起时才觉得很难受。我简直怕他们。而他们也确实很可怕，比强盗还可怕。强盗毕竟还可能有恻隐之心，而那些人却没有怜悯之情。他们同怜悯之情绝了缘，就像这些石头跟植物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的原因就在于此。据说，普加乔夫和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那些人却比普加乔夫和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到。
“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说是应该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人道主义者、简单善良的人犯下最可怕的罪行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就只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继续维持现有的世道，必须让那些人去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这也就是说，首先，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政府公职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一样看待，不需要和他们保持人与人之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其次，要那些担任政府公职的人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别人的后果怎样，都不必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缺了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物品可以不必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可以不必有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如果一个人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他就会既伤害到蜜蜂，也伤害到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像强迫别人为自己工作那样强迫别人爱自己，但也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人对人可以没有爱心，尤其是在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别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乖乖坐着吧，”聂赫留朵夫想到，“你就自己和自己、和物件打交道，爱和什么打交道就和什么打交道，可就是不要去和人打交道。如同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一样，你也只有在有爱心的时候去跟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允许自己不带着爱心去对待别人，就像我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你将带给你自己的痛苦就会无穷无尽，就像我这一生所证明的一样。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这是真理；是的，这就是真理！”他对自己反复说道，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的阵阵凉意使他浑身舒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明白长期盘踞在他心头的疑问已经得到了最完满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