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一位女修道院院长谈话。这位女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在俄国西部地区那些原本承认罗马教皇、现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中间传播东正教。
接待室里的一名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当他听到聂赫留朵夫打算向皇上呈送一个诉状时，便问能否让他先看一看状子。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了他，这位官员接了状子便进了办公室。女修道院长走出办公室来。她头上戴着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的长裙裾，雪白的双手合抱在胸前，手里拿着一串茶晶念珠，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处走去。可是，还是没有人来请聂赫留朵夫到办公室去。原来托波罗夫在里面看状子，不停地摇着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里感到不快和惊讶。
“如果这个状子落到皇帝手里，那就可能造成误会，皇帝还可能提出不愉快的问题，”他看完状子，心里暗想。于是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手下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以前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案情是这样的：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警告，后来被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决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由，硬把丈夫、妻子和儿女拆散，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些父亲和妻子们便请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回想起案子到他手里的情形。他当时倒也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如果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的成员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是不会有任何害处的，而允许他们留在原地，却很有可能对其他居民产生坏影响，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况且，这件事主教又特别关注，因此他便决定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方向发展。
可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辩护人，一个在彼得堡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作为一件残忍的事在皇帝面前提到，或者在外国报纸上刊登出来，因此他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一副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马上就谈到这个案子，“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姓名，就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着伸手拿起状子，给聂赫留朵夫看，“我非常感谢您提醒了我这件事。这是省里的行政当局做得有点过了。”
聂赫留朵夫沉默不语地站着，怀着并不友好的感情看着这张毫无表情、苍白无色、像戴着假面具似的脸。
“我会下令撤销这种做法，把这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方去。”
“那么，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道。
“完全用不着。我可以最肯定地向您保证，”他说，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对他的诚实很有信心，确信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不过我最好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您请坐一下。”
他走到办公桌前写起来。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那只快速挥动着钢笔、青筋暴露的手，心里暗自怀疑，搞不懂为什么这个显然对一切都漠无感情的人这时怎么肯做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而且还做得那么细心。
“好了，这个给您，”托波罗夫封上信口，说道，“您可以去告诉您的那些当事人了，”他撇撇嘴唇，装出微笑的样子。
“可是，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好像聂赫留朵夫的问题让他很快乐似的。“这个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保护的人民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的过分热心总不会像对这种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危险或者有害，而且这种冷淡正在迅速传播中。”
“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拆散别人的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认为从他自以为是高瞻远瞩的政治高度来看，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他都会觉得非常有趣，非常偏激。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可能是这样，”他说道，“但从管理国家的角度来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对不起，我得说再见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什么也没说，匆匆走了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