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着。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开始对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官们方才提到的某局局长的事，讲到他的事怎样败露，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服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做省长去了。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以及种种丑恶的内幕后，还津津有味地讲起另一件事，说是有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一笔捐款，这比捐款原是用来建造他们今天早上乘车经过的那座一直没有建成的纪念碑的。他又讲起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还讲起某人将他自己的老婆卖给某人。这些讲完后，律师又讲起另一个故事，说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可是他们非但没有坐牢，反而仍旧坐着各种政府机构的头几把交椅。律师的这类故事显然是讲不完的。他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他用来赚钱的方法，同彼得堡高级官员们用来达到同样目标的方法相比，是完全正当清白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他这最后一个故事的结尾就向他告辞，扔下他一个人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他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由得感到十分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感到非常郁闷。他之所以郁闷，主要是因为枢密院驳回了上诉，这就确定了无辜的玛丝洛娃必须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便意味着他准备将他和她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决心实现起来更加艰难。再者，他想起律师那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有关现实中的罪恶的可怕故事，同时谢列宁以前是那么可爱、坦率、高尚，如今却变得那么冷漠、不善的眼神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一切都使他越发郁闷。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便笺，用多少带点鄙夷的口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道，她特意前来向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第五街某号去看她们。她还写道，由于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原因，这是非常必要的。他不必担心她们会用感谢的话来烦他。她们不会谈起她们的感激，只是很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外还有一张便笺，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亲自把聂赫留朵夫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放有力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不过他忽然想到，如果聂赫留朵夫能先去找找能决定此案判决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最近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办不好的。他在莫斯科拟订的那些计划，现在看来就像青年人的梦想，一旦面对生活，就会无法避免地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经身在彼得堡，他便认为自己有责任做完原本打算要做的事情，于是决定明天先去鲍加狄廖夫家一趟，然后照他的建议去拜访那个能决定教派信徒案判决的人。
他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正准备开始重新读一遍，这时有人敲他的房门，接着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伯爵夫人的听差走进来，并带来她的口讯说是要请他上楼去陪她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朝他姨妈的起居室走去。上楼的时候，他从窗子里往外望了一眼，看见玛丽爱特的那对枣红马，忽然高兴起来，不由自主地想要微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不再穿着黑色连衣裙，而是穿着一件多种颜色的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坐在伯爵夫人的安乐椅旁，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一双笑吟吟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正当聂赫留朵夫走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刚说完一句笑话，一句猥亵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那种笑声中就听得出来令脾气好、长着唇髭的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伯爵夫人笑得连肥胖的身子都晃动起来了。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带笑的嘴，把她那张兴高采烈、精神饱满的脸歪过去，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凭他所听到的几个字，猜到她们是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那位西伯利亚新省长的故事。玛丽爱特正是就这件事讲了一句特别好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道。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后，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在心里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她就已经发觉他脸上严肃甚至有点不满的神情，于是不仅立刻改变了脸上的表情，而且改变了整个情绪，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同他见过面以后，她总是有意要取悦他。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表现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似的。这倒不是她装出来的，而是她心里确实产生了聂赫留朵夫当时所处的心情，不过如果要她说出聂赫留朵夫此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却是她无论如何也讲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