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儿童和老人之所以纷纷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牧场放牧牲口，没有土地种粮食或收获干草。很明显，老百姓的所有痛苦，或者至少是这种痛苦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通过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获利、靠老百姓的劳动而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极其需要土地，当从老百姓那里夺走土地时，他们就会死掉。同时土地也正是由这些挣扎在饿死边缘的人们耕种的，但结果却是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都被卖到国外去了，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帽子、手杖、马车、铜器，等等。现在对于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看得十分清楚，就像他明白，如果把马群关在一道围墙里，那它们在吃光围墙里的草后，就会消瘦、就会饿死，除非把它们放养到它们可以获得食物的其他土地上。
这真是可怕，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设法改变这种情形，或者至少不让自己再参与其中。“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他一边想一边在附近一条桦树林阴道上徘徊着，“在各种学术团体和政府机关里，在报纸上，我们都在讨论老百姓贫困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然而我们偏偏没有谈到那种唯一可以切实减轻他们负担的办法，那便是，把他们所必需的土地还给他们。”
于是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观点，想起以前他对它的钦服，惊讶于自己居然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是不可以成为私有财产的，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不能被买卖。所有的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利益。”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想起在库兹明斯科耶的交易，就感到羞愧。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而自己却接受了这种权利。他把土地的一部分收益送给农民，可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无论如何他都是没有这种权利的。现在他打算不再这样做，同时还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种做法。他在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把土地交给农民，宣布他们所缴纳的租金是他们自己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用来交税和用在村社的公益事业上。当然，这不是单一税制度，却是在现有环境下最有可能做到的接近单一税的办法。然而这样的话，他主要的损失就是他不能再通过土地所有权获利了。
当他回到房子里时，管家带着特别令人愉快的笑容请他吃午饭，还表示担忧说他妻子由那个耳朵上戴绒球耳环的女孩帮忙，做出来的菜有可能会过了火候。
桌上铺着一块原色粗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毛巾，算是餐巾。桌上还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上有个柄已经断了，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开膛破肚，或者应该说被剁成了一块块的，有些地方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喝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多毛的公鸡，不过这次换作了烤。然后是煎奶渣饼，加了大量的糖，非常油腻。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但聂赫留朵夫却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这种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全打消了。
每当神色慌张、耳戴绒球的姑娘上菜时，管家的妻子就凑着门缝往里窥探，而管家则因妻子的厨艺而扬扬自得，笑得更欢。饭后，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才让管家坐定下来。为了检查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对他人谈谈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转让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管家对这个方案的意见。管家笑了笑，装出一副似乎很早以前就考虑过这一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的模样，然而事实上他根本不理解这个方案。这倒并非因为聂赫留朵夫没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该方案，聂赫留朵夫势必要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身的利益。可是管家的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损害别人的利益，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主张将土地的全部收益作为农民的公积金时，管家就猜想一定是有些地方他没有听懂。
“哦，我懂了。就是说您收取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对吗？”管家满脸堆笑着说道。
“哎，不是这样的！我完全放弃了土地，你难道不懂吗？”
“那您不是没有任何收入了吗？”管家收起笑容说道。
“是啊，我打算不要收入。”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开始微笑起来。现在他总算搞明白了，原来聂赫留朵夫这家伙脑子有病。于是他马上就考虑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中是否有让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并且设法看看这个方案能让他捞到多少好处。然而，当他看到没有这种可能性时，他对方案就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他脸上仍然堆着笑容，但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主人。
聂赫留朵夫看出管家不理解他，就让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子旁边坐下，动手在纸上写下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刚刚被新绿覆盖的菩提树后面，蚊虫一群一群地飞进房里，不停叮咬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牛的叫声、吱吱嘎嘎的开门声以及来集合开会的农民们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把农民叫到账房里来，他决定亲自到村子里去，到他们集合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赶紧喝完管家递过来的一杯茶，径直往村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