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客房……”
“那里糟糕透顶：脏兮兮，臭烘烘，而且让人生疑；经常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发生；只有鬼知道，住着些什么鸟人!为了摆平一件不光彩的事，我亲自去过那里。不过，房租倒是便宜。”
“我当然不可能掌握这么多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新来乍到者，”彼得·彼得罗维奇敏感地反驳道，“不过，这其实是两间极其、极其干净的小房子，因为这只是住极短的一段时间……我已经挑选到一套正式的房间，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住房，”他转脸对着拉斯科尔尼科夫，“眼下房子正在装修；而我自己也暂时挤住在这种客房里，离这里只有两三步路，是利佩韦赫泽尔夫人的房子，住的是我的朋友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房间；就是他向我介绍了巴卡列耶夫公寓……”
“列别贾特尼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慢悠悠地问着，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
“对，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在部里供职。您认识他？”
“是的……不……”拉斯科尔尼科夫答道。
“对不起，您这么一问，我就以为您认识他了。我曾经做过他的监护人……是个十分可爱的年轻人……思想很新潮……我素来很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了解到，什么是新事物。”彼得·彼得罗维奇满怀希望地环视着所有在座的人。
“这是指哪一方面呢？”拉祖米欣问道。
“指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事情最本质的方面，”彼得·彼得罗维奇赶忙接过话头，他似乎很喜欢这个问题，“要知道，我已经有足足十年没来过彼得堡了。我们的一切新事物啦、改革啦、新思想啦——凡此种种我们在外省也都有所接触；但是要想看得更加清楚和看得更为全面，还是必须到彼得堡来。噢，我的想法正好就是这样：只要注视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可以有最多的发现，了解最多的情况。我承认：我很高兴……”
“高兴什么呢？”
“您的问题太过宽泛。我可能搞错了，但是我觉得，我似乎发现了一种更为明确的见解，可以说，是一种更富批评的精神，一种更为务实的精神……”
“这话不错，”佐西莫夫漫不经心地说。
“你瞎说，哪有什么务实精神，”拉祖米欣紧紧地抓住话柄，“要想形成务实精神，实属不易，而它又不会从天上飞下来。我们已经将近两百年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敢做了……思想嘛，大概也在徘徊不定……”他转向彼得·彼得罗维奇，“善良的愿望也是有的，虽说颇为幼稚；甚至还能发现诚实正直的行为，尽管这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骗子，然而务实精神仍然没有!务实精神是稀世之宝啊。”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彼得·彼得罗维奇以溢于言表的喜悦反驳道，“当然喽，迷恋啦，差错啦，势所难免，但是对此应当宽容：迷恋证明对事情满腔热情，也证明事情所处的外部环境恶劣。如果说事情做得不多，那只是因为时间太少。至于方法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我个人认为，也可以说，甚至有些事情已经着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新思想广为传播，一些有益的新著作大大普及，取代了以前那些空想的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学有了更为成熟的色彩；不少有害的偏见得到根治，成为笑柄……简而言之，我们无可挽回地割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而以我之见，这已经就是业绩……”
“倒背如流啊!自吹自擂。”拉斯科尔尼科夫突然说。
“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未曾听清，问了一声，然而没有得到回答。
“这些话都是对的。”佐西莫夫赶忙插上一句。
“难道不对吗？”彼得·彼得罗维奇喜滋滋地看了一眼佐西莫夫，接着说道，“您得承认，”他转向拉祖米欣继续说，不过已经带着某种得意洋洋和居高临下的神气，只差一点没加上一句“年轻人”，“至少在科学和经济学真理……的探索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或者用时髦的话来说，已经有了进步……”
“老生常谈!”
“不，决非老生常谈!譬如说，如果以前人们对我说：‘你要爱人’，于是我就爱了，那么结果怎样呢？”彼得·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也许说得太匆促了，“结果是，我把一件长上衣一分为二地撕开，分一半给别人，于是我们两人都半裸着身子，这正应了俄国的一句谚语：‘同时追几只兔子，一只也逮不住。’科学却告诉我们：首先你应该只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你只爱你自己，那么你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妥，你的长上衣也就会完整如一。经济学的真理进一步告诉我们，社会上办得好的私人事业越多，也就是说完整如一的长上衣越多，社会的基础就越牢固，公共事业也就会办得越发兴旺。因此，我仅仅为自己获取财富，恰恰是为大家获取财富，结果使别人得到比撕破了的长上衣更多一点的东西，而这已经并非受惠于私人的个别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卢仁在此宣扬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边塔姆(1748—1832)及其信徒米利(1806—1873)的实用主义观点。他们的著作译成俄文后，俄国的报刊曾广泛讨论过这种观点。。这个想法很是平常，但不幸的是，未能传到这里来的时间太过长久了，它被狂热的激情和幻想遮挡住了，然而要领悟其中的奥妙，似乎并不需要多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