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打仗，需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的。这里，时间体现为战争过程的速决或是持久，空间体现为战争规模（主要指战场覆盖面）的广阔或是狭小。在冷兵器时代，没有飞机，没有导弹，也没有潜艇，所以，战争当然只能在陆地或水面的范围内展开，这决定了战争不能不受一定的地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战争与地理关系密切，战场地形地貌会影响军队行动，必须对其进行详细研究。为了在战略布局上取得有利主动的地位，必须对兵要地理形势作用做缜密的考察。前者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概念。当然，在中国古代，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人们通常对它们作通盘的研究和阐述。
冷兵器时代，能否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对于战争的胜负关系尤为重大。比如在戈壁荒漠地区，如果后勤补给跟不上，那么不用打仗，光饥饿与干渴便能置人于死地。又如在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地带，你就是骑了“的卢”、“赤兔”一类的宝驹，也无法信疆驰骋，更不必说去和敌人挥戟搏杀了。因此，早在孙子之前，就有人探讨过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军事地理理论的雏形（例如《易·师卦》、《易·同人卦》等相关论述）。然而，这些终究是只言片语，零碎散漫，不见系统，缺乏深度。而且是光谈地形，不谈地域，没有涉及军事地理中最核心的兵要地理问题，缺乏广度。只有到了孙子那里，利用地理条件来达成克敌制胜的目的，才成为兵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地理学才初具规模。孙子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地理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之相互关系的兵学大师，给后人开辟了军事学的新空间——军事地理学。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现今称为“战略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当中展开行动的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内容见于本篇以及前面的《行军篇》。概括地说，孙子以本篇集中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要领，辨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地理学的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它的学术价值怎么评估也不为过。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这是孙子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思想基础。它要求战争指导者尽可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这个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战役指导，活用战法战术，赢得生死搏杀，即所谓“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关注地形，了解地形，分析地形，利用地形，就属于“知天知地”的范围，这正是孙子军事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孙子非常重视战场地形条件对作战行动展开的具体影响，提出了“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精辟论断，强调作战指导者要注重对地形的观察和利用。在孙子看来，能否根据地形条件制定适宜的战法战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存亡，所以要想成为一位真正有所成就的将帅，就必须了解和熟悉地形，认真研究、巧妙利用地形，在判断和掌握敌情的同时，准确地计算地理形势上的险要或平坦、遥远或邻近、广阔或狭窄，以便对军队的开进速度、机动方式、部署主次以及阵地的选择、伪装和使用等等，做出正确的抉择。孙子对此的重视程度是无可比拟的，他从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强调这是高明指挥员所不可或缺的素质，是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如此这般，孙子就将地理学首次引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域，使得敌情分析和地形利用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从“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基本见解出发，孙子根据实战要求，系统地探讨了战术地形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他列举了军队在作战行动中极有可能遇到的六种基本地形：四通八达的“通形”，能进难退的“挂形”，双方行动都不便的“支形”，狭隘重阻、易守难攻的“隘形”，险峻陡峭、不便展开的“险形”以及距离遥远、双方机遇相等的“远形”。他指出这六种基本地形的特点，并且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详尽而又有针对性的作战指挥要领。例如，在敌我双方都可以自由来去、四通八达的“通”形地域上，作战指挥者应该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确保粮草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无阻，从而牢牢把握主动。又如，在“支形”地域上，先要做到戒除贪多务得的人性弱点，不受敌方诱兵的迷惑，持重待机，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统率部队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前出一半时再突然回师反击，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