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吏治史上，清官廉吏总是让人们世代传颂，并留下千古美名。被康熙褒奖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于成龙的一生，是政绩卓著、奉公爱民的一生，是苦节自厉、甘守清贫的一生，他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名震天下。
于成龙从清王朝的基层提拔上来，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一心为民，不畏权贵，戒奢崇俭，不沽名钓誉，并能深入群众，体恤民情。他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对年已四十四岁的于成龙来说是一次命运转机，他从副榜贡生被选授为广西罗城县令。罗城县地处融江、龙江之间，四周是深山密林，环境溽暑潮湿闷热，经常流行瘟疫；汉族与当地瑶、苗少数民族杂居，由于受统治者的挑拨，形成世仇，社会动荡不安。被收归清政府还不到两年的时间，第一任县令被杀，第二任县令上任未到一年就跑了，因此，无人愿意去那里做官。于成龙的亲朋好友也都劝他不要去赴任，而他却执意不肯。临行前，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然后，变卖家产凑足一百两银子做路费，义无反顾地去罗城。一个已被朝廷任命的地方县级官员，竟自费长途跋涉千里赴任，这在今天已难以想象，而于成龙却正是这样毫无怨言地走上仕途。到达罗城后，于成龙才感到现实情况确实要比想象的差得多。县衙既没有朱门粉墙，也没有大殿高堂，甚至连个土墙都没有，只是一座用荆棘围起来的院落，大堂只有草房三间，中间用土堆成方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作为桌案，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农家小院，而身为一县之长的于成龙每天就坐在这里处理公务，接待百姓，慰问疾苦。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随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力，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建立保甲（一种军事制度），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乡民练兵，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贼魁俯首乞恩讲和。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对联，以示鼓励。三年就使罗城摆脱了混乱，得到了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一心想着百姓，尽力改变罗城贫穷面貌，而他自己却始终过着清苦生活。于成龙在罗城为官七年，住宅是三间破屋，没有厨房，只在案边设灶，晚上头枕钢刀而卧，以防野兽袭击。于成龙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自然也爱戴他。当地百姓见他生活窘迫，便都来关心和接济他，一清早就有人来问他是否缺少柴米油盐，晚上又有人来问安。每次人们凑钱给他，他都笑着说：“我一个人何需许多，你们拿回去奉养父母，就等于我受了。”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阿爷”，家中的婚丧嫁娶之事都愿意与他商量。有一次，于成龙的大儿子来罗城看望他，于成龙十分高兴，在吃饭的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只鸭子。他对儿子说：“我们两个人，煮半只鸭子就足够了，剩下半只腌起来，留着过年再吃吧。”儿子知道他历来生活节俭，就同意了。当地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四处相告，说：“于大人的大公子来了，阿爷生活清苦，我们大家凑钱给他带点东西回去吧。”于是，各家各户凑了许多钱送来。于成龙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了。这里离我家有六千里地，一个人带这么多钱，多不方便啊！”于成龙一定要让大家把钱拿回去，百姓们十分感动，都伏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呼喊他为“于青天”！于成龙的突出政绩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金光祖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将于成龙事迹申报朝廷，经吏部考核，将他举为“卓异”。所谓卓异，即卓越，不同于众之意。清朝把它升格为一种国家级的荣誉，类似于今天的全国标兵。《清会典·吏部》：“卓异者，必按其事而书于册。”于成龙为官二十余年，三次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