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一旦受灾，最倒霉的显然还是老百姓。为应对自然灾害，刘晏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刘晏认为救灾如治病，应以预防为要。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要“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为此，他要求设在诸道的巡院和院官，每旬每月都将所辖州县的雨、雪、露、霜等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他，以便准确预测灾害的征兆，提前做出相关的安排。
其次，在灾害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刘晏反对坐等国家赈济的消极办法，而是带领百姓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他认为受灾地区“所乏粮耳，他产尚在”。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其他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然后将产品运销到丰收地区，或者去满足官府之需，从而换回粮食之类。
第三，为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刘晏恢复了废弃多年的“常平仓”，即粮食丰收的年份，粮价下降甚至惨跌，刘晏就制定政策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使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国家将余粮储存起来，以备荒年之用；粮食歉收的年份，粮价必定上涨，国家把丰年储存的余粮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农民们可以免受缺粮之苦。这一套“常平”制度既使百姓受益，达到了救灾目的，又平稳了物价，使国家获利。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把财政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前提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反对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倡导休养生息，给百姓创造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他从农村增加税收，不是靠加重每家农户的负担，而是靠增加农村户口，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取得的。
刘晏认为，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须任用贤才。他注重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提出士吏两分的用人策略，坚决摒弃那些“损下益上，危人自安”的误国之才，“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二是吏。他认为：“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刘晏根据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鉴于不同人对利益追求的层次性，刘晏提出对待士人通过影响其仕途前程，荣之辱之，作为控制其为我所用的手段；而对胥吏则通过影响其经济利益，贫之富之，以实现对其管理。刘晏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效。
那时的官场官员多纵情声色，奸臣乱政，吏治腐败，贪污贿赂、营私舞弊，而刘晏担任地方官时却保持名节，严格要求属下不准贪赃枉法，积极为地方办好事，深受民众爱戴，离任时民众为其“刻石以传”。刘晏治家以俭约著称，为官几十年，从不以权谋私，即使执掌中央财政大权后，也吃得比较简单，依然住简陋房屋，根本看不出是宰相住的官府，与常人住的没有差别。历史上流传的一段佳话就是他的写照：一日，刘晏五更上朝，天气寒冷，见路边烧饼摊热气腾腾，遂叫随从买来热烧饼，袍袖包着托着，当作早餐津津有味吃起来。同行官员笑他时，他却大呼“妙哉”。当时的达官贵人中，都是婢仆成群，但刘晏的家务事却由妻子自己一手操办，家中没有婢女。他曾说：房屋只求安全方便，不必讲究华丽，饮食但求饱食，不必讲究菜肴丰盛，坐骑只求稳健，不必讲究毛色的漂亮。节俭的薪俸收入却用来周济贫穷的亲友和读书人。
史书上还说：刘晏待人宽，对己严，品质高尚。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为人强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决之，不使留宿”。天刚亮就起来办公，半夜才停，即是假日也不例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懈怠。无论事务闲剧，他都当日决断无留。即使早朝，他骑在马上还用马鞭来算账。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忠君爱民之举，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他们变着法儿陷害他，甚至诬告他蓄谋作乱，致使他最终蒙冤而死。刘晏的妻子、儿女也被充军发配到岭南，受株连者多达几十人。奸佞们基于他多年掌握朝廷经济大权，都认为刘晏平时生活寒酸，是装出来的，是“财不露白”的表现，以小人之心猜测刘晏家内必定存财无数，竭力主张抄他的家。但抄查的结果是：“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人服其廉”，“天下以为冤”。呕心沥血、忠心耿耿为唐王朝理财，功勋卓著的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