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一次，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故意奚落他，先“了不与语”，后又讥问：“昔日我家养马仆役路庆之，是你什么亲戚？”后来还喝令左右，将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路太后听说大怒，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说：“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无事到王家去，自取其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为此事轻易问罪？”只好不了了之。士族严格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身分地位相差悬殊。严格的等级观念，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深蒂固。
那时，达官贵人家的大门外一般都有两根柱子，左柱称“阀”，右柱称“阅”，常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阀、阅便成为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封建社会里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那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吏专看家世出身，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重要官职，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一个门阀贵族阶层。这些人不但高居于劳动人民之上，而且还制定一整套维护门阀特权的等级制度，与庶族地主严加区分，称为“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膨胀的产物。它孕育于东汉，确立和极盛于魏晋，而到南北朝时则逐渐衰落。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身分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官、名望较高而且代代相传的人，才能被承认属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随晋室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的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为右姓大族。他们不但在本地区“郡望”最高，而且“四海通望”，天下共认。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身分地位较低。
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永保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为保持他们的“高贵血统”，他们讲究婚姻门当户对，而绝不允许与庶族通婚，如“婚宦失类”便会受到士族众起非难。南齐时东海人王源，他的曾祖曾任尚书右仆射，父、祖和本人官职也很高，当属士族范围之内。但他因把女儿嫁给了“士庶莫辨”的富阳满氏，便引起舆论大哗，士族地主认为“玷辱同类”。当时御史中丞沈约还为此上表弹劾，要求皇帝革除王源官职，剔出士流，“禁锢终身”。在平时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来往，即使有时接触，也自矜门第，鄙薄寒流，故意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
士族为了明确身分地位，区分等级，便采用编撰“家谱”的方法，将士族世系源流明确记载下来，以备查考。政府命官取仕，“必稽族谱而考其真伪”，以防庶族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设立专门“谱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竟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兴盛起来。中原士族随晋帝渡江者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他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家祖孙三代传谱学。《百谱》中的一百家被列为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东晋政权主要属于这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士族为标榜自己身分特殊，还发展了一套繁琐礼仪。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在这班人面前，绝对禁止说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连声音相同的字眼也不能用，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便触犯忌讳，认为是有意侮慢。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款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忌饮冷酒，连呼左右温酒来，不意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到受莫大耻辱，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竟在酒席上伤心得“呜咽流涕”。要在士流大量社交活动中，不犯别人家讳，确实很难做到。但也有人由于熟谙谱学，可以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在门阀制度的庇荫下，士族享有许多特权。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士族人犯罪，可得宽免。而民众犯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无论老幼都不能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被罚做苦工。公元511年春，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者挡住车驾道：“陛下用法，对民众太苛，对权贵太宽，未必长久之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