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一边摇动手柄，一边左顾右盼，还往窗户里张望。他不时朝界石吐一口又长又黄的老痰，同时用膝盖把琴箱往上顶一下，因为皮带硬硬的，勒得肩膀酸痛。琴箱上有一道带阿拉伯图案的铜筋网格，里面蒙一块粉红色塔夫绸帘。绸帘里面，呜呜地飘出阵阵音乐，时而凄切舒徐，时而欢快急促。全是在别处，在舞台上演奏的曲子，在沙龙里吟唱的曲子，在吊灯下夜舞的曲子。这些上流社会流传的曲调，一直传到爱玛的耳畔。萨拉班德舞曲无尽无休，在她的脑际徜徉，一首接一首；她的思绪，就像在彩花地毯上起舞的印度寺院舞女，随着音符跳跃，左右摇摆，一个梦去一个梦来，旧愁未消新愁又起。那人用帽子接过赏钱，然后拉下蓝色旧呢罩子，把手摇风琴往后面一背，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爱玛望着他渐渐走远。
爱玛尤其不堪忍受的，是吃饭的时候。楼下那间小餐厅，炉子冒着烟，门嘎嘎作响，墙上渗着水，石板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在她看来，人生的悲酸，统统盛进了她的盘子。随着肉汤的热气，内心深处不由得泛起一阵阵恶心。夏尔吃饭吃得慢，而她呢，除了嗑几粒榛子，就是把胳膊支在桌上，用餐刀的刀尖在漆布上划道道消遣。
现在，爱玛对家里的事，一切听之任之。四旬斋期间，老包法利夫人来托斯特住了一段日子，见到这种变化，很是诧异。可不是吗，过去她那么细心，那么讲究，如今整天不事穿着，穿的是灰线袜，点的是土蜡烛，还口口声声说应该节俭，因为他们不是有钱人家，还说她过得很称心、很幸福，什么她很喜欢托斯特这地方，以及一些别的新说法，叫婆婆无话可说。
再说，婆婆的意见爱玛似乎也不想再听。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居然说，做东家的也该管管下人的宗教信仰，爱玛狠狠白了她一眼，冷笑一声，算是回答，于是老太太不再提这类话。
爱玛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吩咐给她做几样菜，端上来后连碰也不碰；今天只喝鲜奶，明天又要喝几杯清茶。她说不出门就不出门，后来又嫌气闷，把窗户全都打开，只穿一件薄裙。她责骂女佣人，过后又送她礼物，或者让她去邻居家串门。有时，她把兜里白花花的钱币，统统撒给穷人，尽管她当时并不是心肠软，也轻易体察不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正如大多数出身农家的人，灵魂深处还存有类似父辈手上的老茧样的东西。
快到二月底，鲁奥老爹念着女婿为他医好腿的情分，亲自送来一只肥壮的火鸡，在托斯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便由爱玛陪他。鲁奥老爹在卧室里抽烟，往柴架上吐痰，聊的全是庄稼、牛犊、奶牛、家禽和乡镇议会，所以他一走，爱玛把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此外，如今她再也不掩饰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故意发表些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而种种有悖常情、伤风败俗的事却被她叫好，丈夫听了，睁大一双眼睛。
这种不幸的处境，难道会永远继续下去？难道她就跳不出吗？可是，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哪一个她比不上！在沃比萨尔，她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比她臃肿，举止比她粗俗。她怪上帝不公，常常头倚墙壁，暗自落泪。她向往热闹生活、通宵假面舞会、放浪形骸的愉悦及种种狂欢，她虽然未曾体验，想必一定令人沉醉。
她的脸色日见苍白，常常觉得心慌。夏尔让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试来试去，她的火气好像反而更大了。
有些日子，她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兴奋过后立刻又萎靡不振，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恢复过来，得往胳膊上洒一瓶科隆香水。
由于她时时抱怨托斯特不好，夏尔心想，她的病根可能是水土不服。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便当真考虑要搬家了。
从这时起，爱玛又喝醋减肥，结果得了干咳的小毛病，而且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要搬离托斯特，夏尔并不合算，在这里待了四年，正开始站稳脚跟。可是，不得不走啊！他把她领到鲁昂，去见他当年的老师。爱玛得的是神经官能症，需要换个环境。
夏尔多方打听，得知新堡区有个重镇，叫永镇院。镇上的医生是个流亡的波兰人，上星期搬走了。于是，夏尔给当地的药剂师写信，了解镇上有多少人口，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前任每年收入多少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所以他拿定主意，如果爱玛的病情不见好转，开春就搬家。
一天，为准备搬家，爱玛清理抽屉，不小心手指让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是她的新婚花束上的铁丝。橘花蓓蕾蒙上了灰尘，已经发黄，银丝缎带的边上也开了纱。她把花束扔进火里。花束霎时就烧着了，比干草还快。不一会儿，就像一丛小红树摊在灰堆上，慢慢地销蚀。
爱玛看着它烧。硬纸板做的小浆果一个个炸开，铜丝一根根扭曲，缎带化为灰烬，纸做的花瓣慢慢卷曲，像一只只黑蝴蝶，沿着炉膛壁扶摇直上，最后从烟囱里飞走了。
三月份他们搬离托斯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有了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