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驿站的伙计来刷马，穿着大木屐，在过道上穿进穿出，工作服上有破窟窿，光脚丫子穿着布鞋。这便是家里雇得起的穿束膝短裤的小马夫！而且活一干完，他整天就不再来了。夏尔从外面回来，自己把马牵进马厩，自己卸鞍子、套笼头；这时候，女佣人抱来一捆麦秸，使劲扔进料槽完事。
爱玛找了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个看上去还温顺的孤女，来接替娜丝塔西（她还是离开了托斯特，走的时候，眼泪淌得像小河似的）。爱玛不准小姑娘戴布帽，教她在人前说话要称太太、先生，端茶送水要用托盘，进屋要先敲门，还教她熨衣服、然后上浆、伺候女主人穿衣服，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贴身使女。新女佣怕辞退，服服帖帖，毫无怨言。太太平常总是把钥匙挂在食橱门上，费莉西泰每晚拿一小包糖，做完祷告，独自躺在床上享用。
下午有时候，她到对面去跟驿夫们闲聊，太太待在楼上屋里。
爱玛穿着室内便袍，领口敞开，交错的圆翻领间，露出带褶衬衫，上面有三颗金纽扣；腰间系一根坠着大流苏的绦带；石榴红小拖鞋，有一簇宽带子搭在脚背上。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沓信笺、一枝笔和一些信封，尽管她没有一个要通信的人。她掸去摆设架上的浮尘，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拿起一本书，看着看着走了神，书掉在了膝上。她渴望去旅行，要么就回修道院去过。她想死，又想去巴黎住。
夏尔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总骑着马抄近路赶来赶去。他就在农家桌上吃炒鸡蛋；把手伸进湿漉漉的被窝；给人放血，热血溅到脸上；听病人的喘气声；察看病人的大小便；撩起病人的脏衣服。然而，每天晚上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总是一炉旺火，预备好的饭菜，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位精心打扮的可人娇妻，身上一股清香，也不知这香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她的肌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爱玛总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讲究令他着迷，不是花样翻新，给烛台做个纸托盘，就是给长裙换一道压边；一个普通的菜，女佣人烧坏了，她就取个别致的菜名，使得夏尔高高兴兴，一扫而光。她在鲁昂看见有的贵妇，在表链上吊一串小饰物，自己也买了些。她由着自己，在壁炉台上摆一对蓝色玻璃大花瓶，过了一阵，又放上个象牙针线盒，还带一枚镀金的银顶针。
所有这些，夏尔并不懂其中的妙处，愈是不懂愈觉得有意思。它们为他增添了感官的愉悦和家庭的温馨，像金粉洒满他的人生小径。
夏尔身体棒，气色好，名气也有了。老乡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见到孩子就抚摩两下，从来不进酒店，而且他的人品，得到大家信任。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和胸部杂症。其实呢，夏尔很怕治死病人，一般开出的方子，无非是些镇静剂，偶尔也开点催吐剂，再就是给人用热水烫烫脚、用水蛭吸吸血而已。倒不是他怕做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拔起牙来毫不手软。
为了掌握动态，他订了《医林》。这是一份新杂志，他收到过广告征订单。
晚饭之后，他总要看一看，但屋里太暖，加之吃得过饱，才看五分钟，就打起盹来，于是他坐在那里，双手托住腮，头发像马鬃一样，披散到灯座前面。爱玛看看他，只好耸耸肩。要知道，有些男人，只知默默用功，总是挑灯夜读，最后熬到六十岁，虽然风湿缠身，但那不大合身的黑礼服上，总可以挂上一排勋章。她怎么就没嫁到这样一位丈夫呢？她多么希望包法利这个姓——如今也是她的姓——不胫而走，在书店摆着，在报刊一再提起，在全国家喻户晓。可夏尔就是胸无大志！前不久，伊沃托一个医生和他一道会诊，竟然就在病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弄得他下不了台。晚上他把这事讲给爱玛听，气得爱玛大骂他那个同行。夏尔大为感动，含着眼泪吻了她的额头。可是，爱玛气上加气，恨不得打他一掌。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户，吸着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真是窝囊废！真是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而且，她愈看他愈觉着不顺眼了。年岁一大，夏尔的举手投足也粗俗不雅；饭后吃甜食的时候，把空瓶的塞子切来切去；吃过东西，老用舌头舔牙；喝起汤来，咽一口，咕噜一声；人也开始发福了，面颊虚胖，本来就小的眼睛，似乎给挤住太阳穴了。
有时，爱玛不是替他把编织衫的红边掖到坎肩底下，就是替他正正领带，有时手套旧了他还要戴，被她扔到一边。她这样做，并非如夏尔所想，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那是自私的表现，神经质的表现。有时候，她也给夏尔讲讲她读过的东西，例如一段小说、一部新剧本，或者报上登的上流社会的轶闻趣事，因为夏尔好歹是个人，总会洗耳恭听，随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