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外出时，她常常打开那橱柜，从叠好的餐巾、桌布之中，拿出她扔在里面的绿缎雪茄匣。
她端详着烟匣，打开盖子，甚至闻一闻衬里的气味，那是马鞭草和烟草的混合气味。这是谁的呢？……是子爵的。说不定是情妇送他的礼物。那是在红木绷子上绣的；绷子是件小巧东西，藏起来不给人看的；满腹心事的绣花人，在上面不知花了多少工夫，轻柔的云鬓垂在绷子上。底布的纱眼曾经透过爱情的气息；一针针扎下去，绣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交织的丝线，都是默默情思的绵绵延续。后来，一天早晨，子爵把烟匣拿去了，放在宽宽的壁炉台上，花瓶和蓬巴杜（蓬巴杜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式座钟之间，那时候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此刻，她在托斯特。子爵呢，人家在巴黎。在巴黎！这巴黎到底什么样儿？这名字真了不起！她小声咀嚼这两个字，从中获得乐趣。这名字像教堂的钟声，在她耳边回荡；这名字在她眼前闪闪发光，竟至照亮香脂瓶的标签。
夜里，鱼贩子们赶着大车，唱着《牛至》（牛至，草本植物，开红花，象征幸福。）小调，从她的窗户下面经过；她醒了，听着铁箍车轮的声音；车一出镇走上土道，声音很快就小了。
“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她自言自语道。
于是，她的心跟随他们，上坡下岭，走村过镇，披着星光走在大路上。不知走了多远，总会有个朦朦胧胧的地方，一到那里，她的遐想就断了。
她买了张巴黎地图，经常用指头在图上画着路线，游览京城。她走上一条条大街，走到每个街角，走到街与街之间，走到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前面，就逗留一会儿。最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又见黑暗里，煤气灯在风中摇曳，常有马车在戏院的柱廊前面，哐啷一声放下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报纸《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仙子》。什么首轮公演、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字不漏。无论女歌手的初次登台，还是商店开张，她都关心。
她熟悉各种新潮时装，知道一流裁缝的地址，知道森林公园和歌剧院的日程安排。她阅读欧仁·苏（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作品有《巴黎的秘密》。）的作品，研究他的小说中有关家具摆设的描述；她看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从中寻求个人渴望的虚幻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书，夏尔一边吃饭一边跟她说话，而她却在翻动书页。看着看着她就想起了子爵，并且把书中的虚构人物与子爵联系在一起。
然而，以他为中心的圆圈渐渐扩大，他头上的那圈光晕，离开他的面孔，游移到更远的地方，照亮别的梦境。
在爱玛的心目中，巴黎比海洋还要渺茫，在一片绯红氛围里，闪闪烁烁。茫茫人海，躁动无常，不过芸芸众生，人以类聚，景因情异，还是可以区分的。爱玛只看到其中的两三类，便以为它们代表全人类，其实尽有不同，只是都让这两三类遮住罢了。爱玛看到的，首先是外交家圈子：这类人出入的客厅，地板光洁，墙上都镶着镜子，椭圆形桌子上铺着金色流苏的丝绒桌毯，这里有燕尾服，有重大机密，有微笑掩饰的焦虑。其次是公爵夫人的社交场：人人脸色苍白，睡到四点才起床；女士们，可怜的天使！裙子下摆有一道英国式的针钩花边；男士们，外表平平，怀才不遇，不惜累垮自己的马匹，以逞一时之快，夏天则去巴登避暑，到头来，四十岁左右娶个有遗产继承的女人。最后是饭馆雅间：形形色色一群文人和女优，半夜过后来用夜宵，对着烛光，纵声狂笑。这些人挥霍如王侯，一腔没有着落的雄心，加上荒唐无稽的异想天开，放浪于天地之间，生活于狂风暴雨之中，傲视众人，有那么点超凡脱俗。除此以外的人世，全都看不见，没有确切的位置，仿佛压根儿就不存在。而且，越是近在身边的事物，爱玛心里越是回避。周围近在咫尺的一切，无论是沉闷的田野、愚钝的小市民，抑或平庸的生活，在她看来，只是世间的一种例外，是她偶然陷入的个别环境。在这以外，那广阔无边的，都是充满幸福和激情的世界。爱玛在自己的欲念之中，混淆了声色享受与精神愉悦、举止高雅与感情细腻。爱情难道不是像印度花木一样，需要有精心调配的土壤和特定的气候？月下的叹息，难舍的拥抱，洒在人家手上的眼泪，肉体的沸腾和情意的缠绵，凡此种种，都离不开充满闲情逸致的大城堡的阳台，离不开挂着绸缎帘子铺着厚实地毯的小客厅，离不开枝叶繁茂的一排排花盆，离不开高踞台上的卧榻，也离不开宝石的闪光和制服的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