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历史也真会捉弄人。它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把他们从生活的顶峰打翻到苦难的深渊，饱受着心灵的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从上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连他自己也承认，实在是怨不得天的。孔老夫子说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完全是咎由自取。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占了三件。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任用坏人，听由蔡京等六贼害民乱政；二是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弄花石纲，建豪华园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他和几个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贼臣，沆瀣一气，从全国各地征集花石竹木，在宫苑中兴建一所奢华侈丽的延福宫。又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十余里，最高一峰达九十步。山的上下，布满了亭台楼阁，还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不但要使其富丽堂皇达到空前，还要求它能够绝后。让这样一个骄奢淫逸的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一则佛教故事说，一天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问住持黄柏大师：有多少只船?大师答说，只有两只，一是寻名的，一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来说，他是无法理解的。据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某人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流传下来的钦宗赵桓的《西江月》词：“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诗的水准不高，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可以看出历经劫难后的觉醒。
一一三五年四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便可即位，救出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脱下金环，使内侍付曹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勋归后，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从这段内情非常微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赵构与秦桧一干人的真实心态。明人陈鉴有诗云：“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与这样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文徵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郑板桥也写道：“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也不尽然。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金人也无意遣返。徽宗见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则由于南宋根本无人关心，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五国城的东门和南门外，有些荒丘，传说乃赵氏宗室的墓葬。另外，本世纪三十、七十年代，在城内掘得许多用铁柜盛装的北宋通宝。考古学家认为，或是宋宗室携带的，或为金人掳获品，就是说，并非商业流通物。在依兰一带，还流行有所谓“徽宗语”者，其语法类似切音叶韵。传说系当时徽宗与从者所用之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