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王氏我媳见字得知。自儿去后。我媳离家。为婆天天悬挂不已。奈何云山阻隔。年逢天干。谷米只得百分之三的收入。不过托天混日。如今为婆脚痛湿气。出入十分艰难。你的小人。现在陈家。引带如常。身体清吉。只是你的小叔刘德功。被拉兵死在中途。你夫德成。以前来信。驻扎广西南丹地界。大概还在。总之。我媳好好帮助外婆。正务工作。听天安命。你婆婆身体不佳。衣食难顾。思挂你们。谁不凄怆。你如能早日归来。聚会团圆。岂不美哉。话长纸短。不尽欲言。字答王氏贤媳平安。
33年古历10月20日家启
王腊妹听得很入神，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低着头，揩起眼泪来了。沉默了许久，她才问我道：“先生，里头难道没有刘德成的信吗？”
我探指在信封中去搜索，一无所得，回答道：“并没有附得有其他信件。”
她露出失望的神情说：“啊！会没有他的信！”
白发外婆到里间去打了一个转身，找了一张洗脚帕，端着一大木盆水走过来，看见她的外孙女在那里烤火，哼着鼻音骂道：
“背时的腊妹，你就会吹壳子烤火，也不来给客人们端洗脚水；过几天把你外婆累死了，我看你这个东西会有舒服的日子过！”
骂语中，又夹着轻微的笑声，显然还是带有一点爱怜的意思。
“妈昨天来了一封信，外婆又不是不晓得！人家在这堂儿找先生念来听哩！又不是在闲着。”她站起来，伸手去接那个热气腾腾的木盆，却遭到了拒绝。
外婆拐着小脚，把盆子放在屋子中间道：“你们请洗脚。(一头想起了饭甑子，又把脸转向腊妹。）老实，饭甑子还在外面柜台上哩！赶快去给我抱进来。”
王腊妹马上就提着一盏桐油灯出去，把甑子端进来，把门插上了门栓。
外婆洗了手，也坐下来烤火，同她的外孙女挤在一条板凳上。看见风簸上那盏爬壁灯还点着，她又站起来，把它吹熄，才真正安心坐下来。她的眼光在我们全体的脸上扫了一遍，责备说：
“信也该念给我听呀！我的亲生女儿来的信，你们就私自念哪，也不等到我来。”
那张十行纸还在我的手里，并没有放下来。我笑着说：“我再来念一遍给你老人家听吧。”
白发的女人低下了头，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
“先生，”王腊妹提醒了我。“请你说话大一点声音，她老人家耳朵不大管事。”
我于是高声地把那封信又念了一遍。
老太婆听完，不觉笑了起来，点头道：“我那个姑娘，今年满五十岁啦，她的脾气，一根笋就是这样罗哩罗嗦的！”
在土墙后面，忽然有猪的“咕哝”，接着就是摩擦背部的声音，大家都谛听着。
戴毛线帽子的人，对于这里的地理相当熟悉，笑了一声说：“听啥子！这背后有个猪圈。”
王腊妹倒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向我说道：“先生，刘德功还没有到前线，就死在路上了；刘德成的那条命，怕也是保不住的。”
宽肩膀的中年人安慰她道：“刘德成身体结实，吃得苦。王腊妹，你的丈夫替国家打仗，光荣得很!天会保佑他的！仗打归一，他自然就回来了，你用不着时常牵心挂肠。”
王腊妹玩弄着从手指上取下来的顶针，咬着嘴唇，两眼望着熊熊的柴火，摇摇头说：“你不要瞒倒我，我听到过好多人说，他们打个鬼仗，日本鬼子来了，跑都跑不赢！”
老太婆连忙把花白胡子的话接下去，痛心地说道：“听说他们新兵每天见人发二十四两米，都遭官长克扣了；新兵都是吃糠头。刘德功从小体子就虚，自然遭不住；刘德成壮得像牛一样，怕要抵得住一些。想起来，遭那些挨刀的整，真是叫人寒心！”
白胡子警告道：“说话小声一点！”
老太婆不服气说：“门关起了的，哪里就有人听见；肯信他们会来把我抓了去！”
“大哥们，洗得脚了，天不早啦！”戴毛线帽子的人起身提议道。那两个农民答应了一声，都到堂屋中间去洗脚。
“先生，你到遵义去是不是？”王腊妹这时才问到我的去向。
我肯定地答应了她。
老太婆很体贴地说：“你在汽车上抖了一天，恐怕也抖得累够了。”
“那就请早点安息喽！”王腊妹说。“明天在这里喊个挑夫把行李一挑，走路都走到了；这里离遵义只有五十里，近得很。”
老太婆也站起来，叮嘱道：“记着啊，腊妹！睡觉的时候，要把这些柴火弄出去，怕烧着了东西！”
第二天，在晓色朦胧中，那两个女人，一老一少，早已经起来了，忙着去发火，给客人们打洗脸水。我也没有机会再去同她们谈话。但是站在门口，我用电筒照着，看清楚了檐下纸灯笼上的四个字“春和客栈”。挑夫找不到，后来喊了一辆鸡公车来装行李，我便徒步离开了这个小镇。
想不到去年冬天，我回遵义去过寒假，公路局的班车竟会在后坝场抛锚，修理机件，停了两小时，我忽然想起了王腊妹和她的外婆来，顺便跑到春和客栈去看她们。老太婆精神还是那么健旺，却没有会到王腊妹。据说，她的小人病得很厉害，刘家派人把她接回去了；她的丈夫始终没有信来。我闷闷地走到路口，又坐上了车子。
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那个不幸的女人。
194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