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
当我们的木炭车开到后坝场的时候，已经是茫茫的黑夜了。
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事。日寇侵入湘桂以后，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甚至于不战而逃，一天就放弃了很多城市。直到日寇越过了南丹，有进犯黔南的企图，贵州大学才决定迁到遵义或绥阳。我们有五个代表被推选出来，先到遵义去接洽校舍。我是最先出发的一个。那时贵阳的老百姓还没有开始大批的逃难；然而找汽车已经十分困难了。我很幸运，奔忙了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居然找到了一个拥有几辆商车的大老板，花了比平常贵三倍的票钱，他算是慨然答应了我第二天搭他的车子。商人们所有的汽车，都被汤恩伯的总部封了，专门用来作军运，明天就要开到后坝场去接兵。从贵阳放空车去，汽车可以尽量搭客，并不禁止。
二十五日早晨，全部被封的长途汽车，像长蛇似的，迤逦地排列在威西门外的马路上。预定七时出发，偏偏等够了这辆车，又要等那辆车；有些车子故意装出“老太爷”的神气，徐徐而来，看情形，司机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运这些不能打仗的兵。一直耽搁到正午十二时才开出去。因为有几个如狼似虎的军官押车，用手枪监督着司机，沿途并没有一辆车子抛锚，汽油车、酒精车固然开得很快，连发动困难的木炭车也紧紧跟在后面。只听见辘辘不断的车声。汽车队终于鱼贯地到达了接兵的目的地——后坝场，距遵义只有五十华里。
我跳下那部使人窒息的大卡车，在肩上扛着一个被窝卷，右手提着一个手提箱，便往场上走去。在像烟雾一样迷茫的夜色中，我的眼睛仿佛有点发花，大概是车子坐得太久了。我看不见一个脚夫的影子，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理睬。因为头一天下过一场大雨，地上除了刺脚的小石块之外，尽是泥泞；稍一不留神，就会踩到泥塘里。我的眼睛又近视得厉害，只好不顾一切地乱踩下去，踩得泥浆四溅。一路都是各式各样的大卡车，像庞然的动物匐伏在黑暗中：有的停下来了，有些正在那儿慢腾腾地倒车，有些在大声咆哮，有些在轻微地喘气，有少数在闪烁着一对一对的，光芒刺目的，老虎眼睛似的电灯。把一条窄狭的街道挤得只剩下几条缝儿，刚刚容许行人穿过。高篷的车子遮住了两边的铺面，看不见一丝微弱的灯光。我疑惑这里是一个狭小的停车场，并不是什么乡镇。在那条街上，穿着破旧的灰布服装的国民党军队，背着枪枝，穿梭般地来往。我走到车身的那一面，才发现了后坝场的店铺仍然存在。不过到处都住满了预备开到黔南去的兵士，每一家的床上、桌子上、柜台上，乃至于地下的稻草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人。我当时也是不相信这些军队能打仗的。
我好像一个流浪者，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扛着两件并不太重的行李，竟累得气都喘不过来。走到东边最后的一家，如果再往前跨步，就是荒凉的公路和田野了。我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中。刚转过身来，预备再走回去，一个女人声音沙哑的呼唤止住了我：
“先生，到我们的小客栈来吧！我们这里没有驻队伍，还住得下个把人。”
我抬起头，便望见了最后的那一家屋檐下挂着的一个方灯笼，上面还有几个大字，大概是栈房的名字；因为烛光黯淡，字迹也就显得非常朦胧。喊我的那个年轻女人，头上包着白帕子，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站在灯笼下面。门口摆着一张方桌，两条板凳，面对面坐着两个兵，披着破大衣，正在那里吃饭。旁边灶头前，站着一位白发萧疏的老太婆，不知道热气腾腾地在煮些什么。我实在太累了（倒没有感觉到天气的寒冷），腿有点发酸，差不多要瘫软下去，连忙在门边的一个石磴上坐下来，把行李放在我的身边。歇了一口气，我向那位老太婆要了一碗开水来喝了两口，两只手托着下巴，靠在那张方桌上歇气。桌上摆着甑子、筷子筒、辣椒罐、盐巴罐，还有两碟泡菜。那两个兵大嘴大嘴地吃得很起劲。他们向我瞥了一眼之后，还是低下头去，迅速地吃饭，他们的脸上都显出苍白的颜色。我向那个包白帕子的女人问道：
“老板娘，你们这里真还有房间吗？”
那个高瘦的女人，挺着身躯，往前跨了一步说：
“床是没有了，我们给先生用木板来铺好不好？”
她没有等待我的回答，便把我的箱子和被窝卷提进屋去了。因为她已经允许替我设法，我也就懒得再进去看铺位。我心里这样想：反正是一晚上，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我以为那两个精神萎靡的国民党的士兵，一定要住在这家店子；偏偏他们吃完饭就走了。我也懒得去叫主人家做饭来吃，把我挂在身旁布袋内的小面包取出来，吃了两个，喝了一碗白开水，也就不觉得饿了。我跨进了店子的门槛，疲乏比饥饿压迫我还要厉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