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然一下想起来了。她是五年前修城赵达德家的女仆王腊妹。那时她的丈夫孙长顺犯了匪案，被关在监狱里。她无依无靠，才找人介绍她到赵绅粮家做佣工。后来孙长顺忽然判罪枪决，行刑的那天，兵队捆绑着他，押到河坝去的时候，军号声吹得太凄惨了。王腊妹听到以后，像发了疯一样，披散着头发，号啕大哭地去奔救，被兵队把她拖开了。后来她三番五次地要投河自杀，都被街坊邻里阻止回来。……这个新闻，曾经轰动了那座小城。第三天把孙长顺安葬以后，这个女人便离开赵家公馆，回到乡下她的娘家去了。她不愿意在那里住下去，因为街上的人都拿另外一种眼光看她。只要一望见她走来，便窃窃私语着说：“你们看，这就是孙长顺的婆娘！连她也是贼头贼脑的！”隔了半年，县长卸任走了，案情的真像才从县衙门传出来：犯案的是另一个惯匪，因为拿出了几十万元的包袱，安然无事，跑到四川去了。孙长顺不过买了一点贼赃，却被硬派作匪首，处了死刑。人既然已经死去，县长又下台远走了，根本就没有法子申冤。
我向王腊妹说：“光阴好快呀！五年多了，我的记性太坏了，差一点记不起来了呢！”
“先生，你当然是贵人多忘事哪！”她这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
我跟着就问她：“你不是已经回到娘家去了吗？怎么又会跑出来了呢？”
她低下头，用脚尖踢着柴火，羞涩地然而也是天真地嗫嚅着说：
“我回到娘家去了以后，我娘家妈说我年纪轻轻的，又没有一男半女，守啥子寡！把我又嫁给本乡的刘德成啦！”
“刘德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还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做庄稼的人，当然还是嫁庄稼人。”
“那么，你这几年，日子一定过得好些了，我想。”
“不，一点都不！先生，命不好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好的。前一向，刘德成遭抓了壮丁，当兵去了，说是开去打日本鬼子。——要是真能打日本鬼子倒好哩！”
花白胡子不甘寂寞，也来插嘴道：“刘德成那个娃儿，是我看到长大的，天庭长得很宽，耳朵又肥又大，生来就带福相。王腊妹，你着哪样急！他二天做了官回来，你就要戴凤冠，穿霞帔，当一品夫人了！”
王腊妹把那个老头子死死地盯了一眼说：“亏你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要拿人家来散闷！”
我问她道：“你怎么会到后坝场来了呢？这里不是离你们家还有好几站路吗？”
“这里是我外婆家，她在这儿做点子小生意，身边缺少个人，我婆婆妈叫我来帮她打打杂。我想这样也好，换个地方住住。”
她的衣服穿得很单薄，说话的时候，因为频频地咳嗽而摆动着她的身体。
“你的丈夫开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吗？”
“恐怕是郎丹（南丹），郎丹在哪堂儿，我简直一点都摸不清。”
“他有信给你吗？你怎么会知道的？”
“跟他一起去的秦老二有信来家，这样说起。”
那位戴毛线帽子的农民，在长台上铺好了他的卧具之后，也熬不过寒冷了，走过来烤火，他已经把我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一屁股坐在矮板凳上，向王腊妹打趣道：“王腊妹，刘德成去了一年多，都不给你来封把信，他难道说都不想你吗？你难道也会不想他吗？大家都是小伙子！”
“呸！”那个女人啐了说话的人一口，一面却向衣袋内探索着什么东西。“老实，我差点把这件事忘记了，我婆婆妈昨天带有一封信来，晓得里头说些哪样，有没有刘德成的消息？我还没有来得及找人念呢！我是一字不识的。”
花白胡子猜想道：“恐怕会夹得有刘德成的信在里头。”
王腊妹把一封折叠成一个小四方形的信从怀里摸出来，递给我道：
“先生，请你费心念念好不好？前些时候，我托人带过一封信去，这恐怕就是她老人家的回信了。”
我觉得奇怪地说：“昨天信来了，怎么都没有找到人念给你听呢？”
宽肩膀的中年人一本正经地表白道，“我们都是做泥巴活路的，从小就没有读过书，哪个舅子才有钱读书！”
戴毛线帽子的农民把脸朝着花白胡子说：“黄大爷，我记得你倒好像还认得几个字。”
黄大爷咂着一根叶子烟秤，揉着被柴火烟子熏出了眼泪的眼睛，摇头道：“我认得几个大字，还不是裁缝的肩膀——有线（有限）。”
我也就不再谦让了，把信拆开来念道：
为婆来音字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