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间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只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地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出来，隔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了河埠头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着雇短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一点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将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情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要比七块半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一点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噜苏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不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浮现着希望的酱赤的颜面。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却总得粜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着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不复可见。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投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坚强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