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现在不会有人公然反对了。但是，世界观的改造决非一蹴而就，恐怕还有人体会不深。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包括我自己，从实践中感到非常必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因为文艺工作者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如果不具有过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工程师设计制造的产品就会质量差、外观不美，而且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多年来，“四人帮”非但剥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权利，而且胡说什么只有写所谓“走资派”的作品才有“深度”，只有写的“走资派”越大才越有“广度”。这种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上肆意制造的混乱，必须加以澄清。
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社会生活，是社会各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矛盾和斗争，他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意识等等。因此，不言而喻，文艺工作者必须同时既要有锐利的思想武器，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要有广博、深入的生活经验。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主席这段话，深入浅出，精深博大。我个人的理解是：文艺工作者对生活，既要站得高，鸟瞰全局；又要钻得深，对所写的具体事物有全面的透彻的认识。站得高和钻得深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熟悉多方面的生活，先了解全面而后深入一角。很难想象一个埋头在一角（例如工厂的一个车间或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或其他生活的一角）而对一角以外的生活全无所知的人怎样进行写作。当然，并不是说他连文学素描之类的取材于当前事物的作品也不能写，不，他能写，而且也可能写得很出色。但是，如果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具有普遍性，那末，他这一角的生活就不够了。鲁迅主张必须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也是既要深入一角还要了解全面的意思。在创作实践上，我们所要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但我们所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不能不是具体环境（某一工厂、农村或其他等等）中的故事和人物。以《阿Q正传》为例，未庄是虚构的环境，阿Q是虚构的人物，然而未庄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辛亥革命前后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缩影，而阿Q这个人物，鲁迅自己说，并非以一、二人为模特儿，是东西南北许多嘴脸的综合体。阿Q是个打短工的，即雇农。他的遭遇是一般雇农的遭遇。然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那一套欺骗、麻醉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却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因而各色人等都会在这面镜子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我们今天要说阿Q落后，很落后，正因其如此，他是六十年前的雇农的典型。但是，这个落后的农民虽然被人当作奴隶，他却并未堕落为奴才，深藏在他性格深处的要求解放的意识一遇时机就会脱然而出，所以在中国发生革命时，他也参加革命了，虽然是糊里糊涂参加的。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知道把革命的道理宣传到农村，不认识唤醒绝大多数还是落后的农民，是极端重要的工作。
建国以后，专业作家有因立意写某一题材（例如写炼钢，写水库等）而到某地长期生活，参加劳动，实行“三同”，熟悉了生活以后，然后开始写作，此之谓建立“生活根据地”。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是符合于上引的毛主席的教导的，而且也是文艺领导部门照顾全局，制订作家们的创作计划，使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能在文学上得到反映的一个合理的办法。
这许多专业作家在建立“生活根据地”以前，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不是一无所知，而是颇为熟悉的。他们在创作实践上有丰富经验。他们在长年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备相当的正确认识生活的能力。因此，这些专业作家在“生活根据地”深入一角的时候，他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大大超过还没有那样广博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的青年作家或青年业余作者。青年作者，专业的或业余的，如果在“生活根据地”只注意于钻得深，而不注意国家形势的全面发展，不了解“生活根据地”以外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那么，他在这一角生活中得来者未必能保证一定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从而他根据当前事态的观察和分析，而写成的作品，也未必具有普遍性。这样的事例，经常有；这样的青年作者，感到苦闷，他们的良好愿望和坚强决心没有产生相应的果实。原因何在？他们自己经常归之于还没有熟练的写作技巧，但根本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把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结合起来，还不了解这两者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