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欧美，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社会不道德，或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不仁”。不人道的即是虚假的，因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中，它没有社会之爱。这里，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上海的《字林西报》最近评论我的一篇题为《太平天国主义》（Taipanism）的文章，其中谈到外国人所捐的赈济款数额表明了在华英国商人具有高度的伦理道德水准。然而，一种慈善行为的道德或伦理水准并不取决于你捐出多少，而在于你如何捐，以一种什么精神态度去捐。在旧中国，每当遇到干旱之年，地方行政官——有时皇帝都要穿丧服，限食蔬菜，禁食肉类，直到危难过去。但在欧美，或至少在中国这儿的外国人聚居区，当穷人闹饥荒的时候，富人们不是穿丧服和限食蔬菜，穷人们的饥饿只是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狂饮乱舞的机会。换言之，当穷人们正挨饿的时候，富人们不是减少、而是被鼓励增加他们的享乐。具体言之，只有当富人们被邀请到北京饭店跳狐步舞或到北京会馆去欣赏印度舞女的舞蹈表演时，他们才能掏出钱来去挽救挨饿的妇女和儿童。我不是说去参加一个慈善舞会或一个印度舞女舞蹈的慈善表演会的单个男人和女人，就一定是不道德的，但我认为一个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慈善舞及诸如此类之事的社会——一个当我们周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正在挨饿的时候、却不懂得公开狂舞乱饮或欣赏印度舞女的舞蹈表演不是说不道德、而是不合适的鄙俗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真正不道德的、无人道的社会，或者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不仁”的社会。它没有上帝所赐予的人类情感或社会之爱，因此如同我说过的——是一个虚假的社会或社会秩序。
总而言之，为了摧毁虚假的社会，布尔什维主义是必要的。正如法国人所说，Pour construire，il faut détruire（要建设，就要先破坏)。但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则大可不必，因为尽管我们的督军和督军以上的官僚都贪污勒索，尽管单个的人可能是不道德的，然而社会，中国人，却并非像欧美人那样真正不道德。
最后，我再说一遍，在今日中国，政府出了问题并且坍塌了，因为那些发狂而愚蠢的中国共和佬已试图组织一个基于和适合于没有社会之爱的社会秩序之统治制度。但幸运的是，社会、中国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家庭之上，根植于社会之爱，它是如此的良固以至于中国人即便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也能生活在和平与秩序之中。已故的麦嘉温博士在他的《中国指南》一书里曾说：“在前面所述中国人的工商业生活中，可以注意到这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的组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生来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组织与联合行动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驯良不同于那种精神崩裂遭致阉割的民族，而是由于其自我管束的习惯，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务中长期听任其‘自治’的结果；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这些人中最贫穷可怜、最不文明的部分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们也会像在原来地区生活、受过理性民主熏陶的人们那样，很快便将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总而言之，欧美人民，如果他们想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而不是试图带来他们那含有鄙陋的共和观念的“新学”来改革中国，他们能够从中国学到的东西，便是麦嘉温博士在此称之为的“理性民主”——一种基于正当名分和社会之爱的民主。
原著由《北华正报》社1922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