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最近发生的香港大罢工，人们问我：“中国人会变成布尔什维克吗？”我回答说：“不会。”“为什么？”“因为要变成布尔什维克，那人必定是彻底的不道德，而中国甚至至今仍不是一个不道德的民族。”
人们会对我说：“在中国，连仆人都贪污受贿，督军及其以上高官更是公然盗用国家公款，你怎么还能说中国是一个道德的民族呢？”对此，我反问道：“贪污真的是不道德吗？”贪污意味着受贿。在上海，一个大律师告诉我，按照英国人的法律，除了法官和警察之外，直到现在，受贿才算作是犯法。我们中国人的法律将犯罪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违反道德法，用中国话来说，叫做“以不道论”，是一种重罪。另一类是违反制度和法纪，中国人称之为“以违制论”，那是一种轻罪。受贿属于违制。因为在所有交易活动中，正如在一切赌博中一样，一定要有可供遵循的规则。如若没有这些规则，交易或赌博便难以进行。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在西方，这些规则极为僵硬和刻板，而在中国则非常松缓而富于弹性，基本上为他们留下了能够根据情况酌情处理的余地。我在广东的时候，有一回，我们有机会从香港请来一个英国律师，让他帮助穷困的中国船民与一家英国轮船公司打官司。可这位英国律师竟毫无人道地漫天要价，我发现后问驻广州的英国领事、即那位已故的阿查立阿查立(Chaloner Alabaster)：英国爵士。1855年来华为使馆翻译生。后在华南各埠任副领事、领事。1892年退休回国。他对儒经有浓厚兴趣且有所研究。曾鼓动辜鸿铭英译儒经。爵士道：“这难道不是一种无耻的贪污吗？”“不”，领事回答说：“在你们中国的法庭上，我们称之为贪污，可在我们英国的法庭上，我们则称之为酬金!”
换言之，我想指出的是，在中国，贪污并非是不诚实或不道德的产物，而是风纪训练不足（want of discipline）的结果。正如我在《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的：“昏愦糊涂的英国佬将中国达官的腐化，视作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让我来告诉有头脑的英国人，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不是达官贵人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的无能。”我再说一遍，在中国，贪污和腐化不是不诚实或不道德的产物，而是缺乏修养、风纪不足的产物。这种风纪不足，又是他们无能的结果。如果中国人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先天就如此不诚实，那么我倒要问：何以同中国人有商业关系的外国人常常听说“中国人的话就像契约一样可靠”？
然而，什么是不道德呢？我们中国人要说某个人或某种行为不道德，便说他或它“不仁”。“仁”字翻译起来是很困难的。
理雅各博士有时将其译作完美的德行（perfect virtue）。我将其译作道德感（moral sense)。我的朋友赖发洛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1867—1940)：英国人。1886年来华，入中国海关任帮办，后在沙市等埠任税务司。曾将《论语》、《孟子》等译成英文。先生不同意将“仁”译成“道德（moral）”，因为，“道德”使他想到“伪君子”(prig)，他将其译作爱（love）。已故的阿查立爵士称“仁”为基督品性，他告诉基督教传教士这种基督品性——这种中国的“仁”早在基督出生以前就已存在的时候，使得那些教士们大吃一惊。宋代有一个哲学家将这个“仁”字定义为“觉”。确实，在汉语中，当我们说某个人的四肢麻痹时，我们便称之为麻木不仁。
罗斯金谈起邪恶时说：“一切邪恶的本质，在于缺乏感觉。正是在愚笨之手和呆滞死沉之心中，人们变得邪恶了；他们的邪恶，永远与他们缺乏同情感应能力——一种快速了解能力——成正比。所有这些，一般人们都深信不疑，但最准确的术语，可以称之为身心的‘触觉’或‘触觉能力’：乔木中的含羞草就有这种能力，纯粹的妇人有着盖过一切生物之上的完美而充分的感觉，它超越理性，是理性自身的向导与神甫。理性只能决定什么是真实的——而只有上帝所赐予的人类情感，才能体认上帝所制造的善。”
因此，这“仁”字恰当的定义，借用罗斯金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所赐予的人类情感”。我过去曾将“仁”字译作“道德感”，现在我将其改译成“神性”（Godliness）。因为这种至上的道德，按照基督教的概念，它是上帝的属性，我们中国人则将其认作人类的内在特质。在《礼记》中，有这样三句漂亮的话从未被准确地翻译过，它们是：
天不爱其道，
地不爱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