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要想逃脱被其军国主义负担所压垮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为获得我们称之为的那种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但欧洲人民要实现这一点，很难说清要花多长时间。就我个人看来，上世纪欧洲的那种自由主义确已衰退。比康兹菲尔德比康兹菲尔德(Beaconsfield，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近代英国保守党的主要缔造者，所谓托利民主政治的奠基人。1868年受命组阁。在1874—1880年几度出任首相期间，与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人进行了激烈斗争。1876年被授予伯爵称号。伯爵在谈到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时，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饱食所撑的集团”的独裁。前一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是有文化教养的，今日的自由主义则丧失了文化教养。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如果能设想一个在上世纪不得不行杀死国王、险些推翻王权暴举的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今日，那么他肯定会用莎士比亚作品中“布鲁图斯”(Brutus)的话来告诫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
难道我们打击世间的一流人物
只是为了助纣为虐吗？难道我们现在
以卑鄙的行贿玷污我们的手指
出卖我们廉耻的广阔空间
只是为了换取可能得到的这么一堆垃圾吗？
我宁愿做条狗去吠月，
也绝不做这样一个罗马人!
然而，我们却不必绝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谓“殖民政治”运动在欧洲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真正自由主义的复兴。基佐先生在其关于欧洲文明的演讲中，谈到中世纪基督教远征的动机以及其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影响时说：
“对于最初的编年史家，及其他们笔下的十字军的最初成员来说，穆斯林教徒是他们憎恶和鄙视的唯一目标；显而易见，那些如此谈论他们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后来的十字军参加者的历史，说起来就十分不同了；很清楚，他们已不再将其看作怪物；并且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他们观念中去；他们彼此住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一种沟通关系甚至某种同情已然建立。”因此，基佐先生接着说，双方的灵魂尤其是十字军战士的灵魂，已经从因无知而产生的那些偏见中解放了出来。最后他说：“所以，这是向通往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欧洲这一称作“殖民政治”的现代远征，在欧美终将完成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而这种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又终将产生一种全球性的真正的天主教文明；这一文明不建立在一个仅仅依赖人的希冀与敬畏情绪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而建立在依赖人的平静理性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它的法令不是出自于外在的某种强力或权威，而是像孟子所说的，出自于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确的事情。农奴或没有教养的人所以不做错事，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后阴间的地狱炼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则是那种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狱炼火的人。他行为端正是因为他喜欢去为善；他不做错事，也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或胆怯，而是因为他讨厌为恶。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细则上，他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的使唤。没有统治者他能够生存，可无法无道他则活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把有教养的先生称作君子（“君”相当于德文Koenig，或英文“King”、“a kinglet”，即一个少王）。
美国人爱默生谈到他访问英国，和卡莱尔一起参观Stone henge这座英国最古老的纪念碑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