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一部分欧洲人而言，获得新的道德文化确实很不容易，而且黄种人文明，不仅对于现在的欧洲民族，就是对于人类的命运与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胁。欧洲民众，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对使用暴力丧失了理性，且崇尚他们古代的中世纪道德文化，由于没有充分获得现代的新道德文化并用它去作为保持国民秩序的一种约束力量，所以而今其维持治安，在根本上不是通过道德力，而是靠警察或称为“军国主义”的纯粹外在力量。卡莱尔说：“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警察。”一位法国作家说得更妙：“c’est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然而在现代欧洲，维持这种规模巨大的军国主义的无数必要开支对于人们的经济健康来说，正起着一种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在我看来，欧洲人民要想逃脱这种毁灭的厄运，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是为获得新的现代文化去奋力抗争，要么就回归到中世纪的信仰上去。但回归到中世纪信仰上去，欧洲人民是决不会愿意的。伟大的俾斯麦公爵说过：“wir gehen nicht nach Canossa”（我们绝不回到卡诺莎去）。况且，欧洲人民纵或愿意，现在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真正的中世纪信仰上去了。如果他们试图回归，那么就只可能出现基督教救世军那样的劳命伤财或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骗子。
现在，如果有人想知道一种什么样的毁灭文明、毁灭一切道德文化的力量，以及基督教救世军那种浪费有一天会出现在欧洲，那么他应该读读中国太平天国暴动的历史。那次暴乱中的中国基督教徒们，抛弃了他们本民族的仰赖理性的道德文化，而退回到依赖于民众心中希冀与敬畏情绪的中世纪欧洲的道德文化上去，其结果是践踏了各省，屠戮了百万生灵。
至于耶稣会的教皇至上主义，它甚至比基督教救世军的浪费更为糟糕。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智力欺骗对于人性来说是一种践踏。这种践踏的结果，有如卡莱尔所指出的，“将是普遍的灾难，反抗和谵妄；过激分子骚动的狂热，复辟暴政的冷酷，百万生灵惨遭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军队的杀戮；那‘不义的君王以法律裁决不义’的令人毛骨耸然的场面。”
说得更简明些，耶稣会教义的实际结果借用一句粗俗的表达，可以像福音书所定义的那样，知道你的面包哪一边涂上了黄油即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私卑鄙精神习惯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法国，路易斯·拿破仑之后就出现了巴黎公社。有谁知道，如果欧洲人民回到中世纪信仰并且只成功地达到耶稣会的教皇至上主义，那对于他们又必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已经说过黄种文明对于欧洲民族决不可能形成一种威胁。在我看来，危险倒更在于欧洲那“养尊处优的无聊之辈”（Pampered unit）竭力驱使政府以一种愚蠢蛮横的方式同这一文明进行交往。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这样“Pampered unit”的喉舌便是报刊。他们齐声要求所谓在中国的炮舰政策并平静地列出瓜分中国的计划。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想过，一旦中国的官僚统治被破坏，人们像后来在土耳其亚美尼亚的人民那样狂热，那么要维持中国四万万民众的秩序与治安将会耗费欧洲各国多大的开支。已故戈登将军说过：“要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大批军队。”不管中国的官僚统治在今天是何等的令人失望与腐败，他们的统治依然是一个道德的而不是一个警察的统治。军国主义在欧洲必要但在中国却不然。外国人在中国实施炮舰政策，将只能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相关的利益构成损害。依我之见，在上海建立一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国际学校，与此同时派遣大批中国学生去欧洲和美国，这比起出动欧洲各国最强大的舰队来，倒更能促进外国商业的利益。相反，一旦军国主义在中国成为必要，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势必为外来军事力量所制服。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全世界都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额外的军事负担。
在欧洲，由于人民的不满情绪，军国主义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护者与捍卫者——一种权力范围内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纪的话来说，它的真正作用在于：
打倒异教徒，捍卫救世主。
即：打倒暴虐、野蛮与混乱。可是后来欧洲的军国主义却不被用来对付混乱与野蛮，反而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破坏中国人民的良治秩序。这种欧洲军国主义愈是被滥用，其所耗费的负担就只会愈加沉重。